监狱司法公信力式微中的社会学研究.doc

监狱司法公信力式微的社会学研究 监狱司法公信力式微的社会学研究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肩负着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责任。如果社会成员对监狱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执法行为信任度降低，就会影响到监狱司法的公信力。近年来监狱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方面发生的司法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刑罚执行领域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和提升。中央政法委于2014年2月24日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充分体现了从严、公正精神，并为重塑我国监狱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影响监狱司法公信力的因素进行些许探讨，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场域理论：从法学到社会学的视角 　　公信力一词源于信用，而又不同于信用。它具有公共权力的属性，蕴涵着信用、信任的维度[1]。它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我们认为，公信力即社会成员（受众）对公共权威的信任程度。受众对公共权威信任度高，就表明公信力高；反之，则不高。监狱司法公信力是指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被公众信任的程度。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司法机关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 　　学界在研究监狱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因素时，大多都是从法学的视角进行探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二是社会公众的心态，或者说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任；三是监狱体制。可以说，这三方面对于监狱司法公信力均有一定影响，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时便不难发现，这些因素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监狱人民警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素质高低虽然与是否公正执法存在相关关系，但并非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说监狱人民警察素质高，监狱司法公信力就高；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低就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社会成员对于监狱执法不信任是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腐朽观念的存在吗？事实上，社会成员对监狱执法的不信任主要因为监狱执法过程中存在腐败问题，而不是公众的心态问题。按照法治的理念，我国监狱体制伴随着社会转型不断地进行着共变，例如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行、行刑方式的变革皆是为使服刑人员重返社会。另外，一味地强调监狱体制问题也缺乏科学合理的根据。建国初期，我国的监狱体制远远落后于现今的监狱体制，但在改造战犯的工作中却获得了很高的公信力。由此看来，监狱体制问题并非影响监狱司法公信力之根本。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试图突破这些局限，运用社会学的场域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影响监狱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希冀能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场域理论最早由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2]133-134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既不是一定边界的领地，也不是一般的领域，而是社会内在的、有生气和潜力的关系性。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自身的逻辑共同建构的，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不同或相同的场域之中，并受到场域规制的影响。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直接导致他们在场域中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差异。个体或群体为了改变自身状况和在社会中的位置，就会出现因利益、资源而引起的竞争。因此，场域也就被作为资源、利益分配的竞技场，其中充满了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而资本的逻辑决定着竞争的逻辑。正如布迪厄所说：场域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3]布迪厄研究的场域主要包括司法场域、教育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场域又具有特殊性，不同的场域具有各自不同的运作逻辑、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并以此制约着深处其中的个体的实践。 　　布迪厄认为，行动者进行实践活动的结构与个体化表现之间存在一个联结，这个联结就是被社会化的惯习。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这种惯习（habitus）不同于习惯（habit），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2]165，170-171。惯习是内化了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成员潜意识的主观认识，在社会成员面临选择时，往往起着心理学领域所言的暗示作用，影响着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和主观判断。场域是惯习产生的基础和条件；惯习是场域的产物，并在一定条件下建构新的场域。在场域的竞争和力量关系对抗中，惯习一般促使行动者作出有利于自身所占有位置倾向性的行动。因此，我们把场域理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运用到研究监狱执法者的具体行为中，通过对执法者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分析来了解其行为倾向。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