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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与施沃伦博士的对话 　　【编者按】美国近年来兴起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起者提倡企业应该自觉地承担社会和生态责任。大卫?施沃伦是美国D.J投资咨询公司总裁，也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新著《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模式》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观点，即企业应该获得企业、社会、环境的三赢效果。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以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一直关心生态保护的知名青年学者王晓华博士采访了施沃伦先生。 　　王晓华：您的《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王治河先生译成中文出版后，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您在这本书中提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这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中国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中国学者担心，过早地强调企业的生态责任会妨碍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您对此有何看法？ 　　施沃伦：尽管我能理解中国人民的担心，但是我必须指出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生态责任可以被置之不顾。事实上，它只能被延缓执行。如果不追究污染的责任，环境就会继续恶化，每个人都会由于健康不佳和生活质量下降而受苦。另外，外国投资者会因为昂贵的法律、医疗、保险费用而退缩。治理环境的代价迟早是要付出的，延迟支付只能使今后几年的工作更加艰难，所付出的代价更大。所以，问题是何时负责，而非是否负责。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对环境的保护必然拖累经济。不仅要看到保护环境的当下付出，更要注意到环境保护对推动竞争和革新的巨大效果。西方在三十年前大幅度地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标准，但经济并没有因为环境保护而放慢发展速度。之所以会有这种令人震惊的收获，是因为提高环境保护标准推动了革新，降低了消耗，提高了产品质量，激励了对新产品的创造，增加了全球性竞争。所以，环境保护的所得远远大于支出，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加健康和令人愉快的生存和工作环境因此而产生了。的确，企业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有时会提高产品的价格，让消费者承担一部分责任，但这与消费者所获得的环境上的报答相比，仅仅是很小的付出，消费者应该乐于与企业共同分担保护环境的责任。 　　王晓华：所有企业的整体效益是与它们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相一致的，但落实到个别企业，情况就可能不同。某个企业减少在员工和生态上的投入至少会增加其短期赢利，相反，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必然增加生产成本。这是许多企业逃避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对于生态责任，讨价还价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在国际上也存在。布什总统对《京都议定书》就采取了国家本位主义的立场，理由是执行《京都议定书》会拖累美国的经济。这涉及到地球村时代的企业伦理、民族伦理、国家伦理。我们是否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伦理学？ 　　施沃伦：您提的问题很好，所涉及到的大多数问题我都要在一本正在写作的书中进行探讨。长话短说，我们都从获得最大利益的角度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这就容易产生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找到彼此伤害最小而互惠最大的行为方式，所以，当人们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就会为共同的福祉而行动。人们广泛地认识到这个事实需要时间，但所有理解了它的人们都有义务帮助别人看到真理。环境问题无国界，只有在所有国家以合作的态度共同工作时才能获得解决。所以我相信布什总统在拒绝《京都议定书》，并决定美国单独对付环境问题时是错误的。这并非说《京都议定书》中的所有协议都是有效和平等的，因为精确地决定每个国家应该承担的份额是困难的。尽管美国政府拒绝了《京都议定书》，但许多美国公民和公司已经开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他们认识到主动解决环境问题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只有在每个人都为减少废气物和污染而努力时才能解决。如果顾客只选择那些对环境负责任的公司的产品，那么，环境状况改善的速度就会加快。 　　王晓华：您在反对分离的原则时，提到了东方整体主义哲学的意义，东方文化有可能有助于新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和壮大。但是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东方整体主义恰恰是妨碍资本主义在东方生成的阻力，因为资本主义生成的前提是对个体和个体自由的承认。您认为东方整体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矛盾吗？ 　　施沃伦：个人自由与整体利益确实可能发生冲突，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个人仅仅考虑自己的自由而忽略对人们共同福祉的责任时才会发生。当人和人的相互依赖关系被充分地意识到，当人们为此调整自己的行动时，东方整体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可以相容的，但当许多人按照分离的原则行动时，冲突则必然发生。 　　王晓华：您在《财富准则》中提到了“自觉资本主义”概念，王治河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对其给予了详细的解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自觉资本主义”是个振奋人心的理念，一种将社会的和生态责任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