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市场与非畅销书的遭遇.docVIP

出版市场与非畅销书的遭遇 　　消费主义原则主导的图书市场无时无刻不在纵容着读者的自恋意识,让读者以为他就是这一方天地里的中心。消费指涉的是欲望,欲望是一个空间性概念,而消费本身则也只在当下方有意义。故此,作为时间性的历史和未来皆必然要被逐出消费文化的地界。 　　 　　今天,我们每家出版社的选题报告单上差不多都会有“出版方式”这样一栏,上面标明“公费”、“自费”以及“资助”的字样。一项出版选题是否能够被顺利通过,首先取决的不再是作品本身的品质,而是此种品质究竟具有怎样的市场号召力。至于作品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似乎不是出版者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投入最终能有多大比例的产出。同其他所有公私企业一样,成本和利润似乎也成了出版社生死存亡的要件。我之所以使用“似乎”一词,是因为出版社的处境和其他企业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它们正在步入“改制”的进程,却也并未就像其他公私企业那样被迫在市场的火山口上跳舞。今天,企业倒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中国出版社的倒闭。虽然国家相关法规已有向民间出版机构松动的迹象,但出版社的组建仍旧属于国家行为,中国出版社的特权身份依然没有被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它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纳入与所有市场实体平起平坐的地位,着手鼎力打造全盘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国家经济体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急剧转型,固然使诸多人士和行业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反应,但也有不少人士和行业做到了从容应对。如果说作者属于前者,那么出版方就该属于后者。于是,学术著作于商业文化时代必然遭遇的命运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此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鲜经验。问题在中国之所以显得格外醒目,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头一遭出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作者们的出版权利(public rights)未能得到出版社出版权力(public power)的起码保护。我们当然不会苛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商应该对此类作者提供保护,因为出版在它们那里已绝对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化行为,出版商的出版权力始终需要听命于市场的指挥棒。而在我们这里,出版社的权力至少在此时还是完全能够独立于商业号令的。可是,出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表达认同的迫切需要,他们单方面就提前终结了同作者之间的历史默契。多年来,和我们的很多期刊一样,出版社也一直自觉担当着培养作者的神圣使命;有不少作家或学者就是从某一个出版社成长起来的,编辑们是良师,也是益友。但到了这一时刻,他们摇身一变,迅速将自己装扮成了商人。于是,编辑的含义就此发生了质的变革。衡量一个编辑的素质,不再是要看他知识修养的多与少,重点是要看他商业眼光的高与低。作者把书变成了铅字,获得了合法书号,他的可怜目的便算实现了。 　　上述所指还是中国出版社在商业文化尚未全面渗透整体社会时的一种现状,而随着市场因素无孔不入的染指,以及全球视觉文化一致性的绝对兴盛,中国出版社方才真正开始遭逢些许来自市场的压力。那么可以想象,对于它们来说,除了无所保留地拥抱市场,还可能坚持什么吗?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商业文化繁荣的速度,总是紧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脚步的。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不变的是人类视觉欲望因此获得的一次又一次空前满足。视觉那喜新厌旧的本性理所当然地将文化的进步理解成了不断升级的消费,事实亦的确如此,没有消费也便没有商业。但是,当阅读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消费行为时,情况又会怎样呢? 　　千万别被消费刺激生产从而带来的商业繁荣假象所惑,归根结底,消费就是消耗;其生产过程正是又一次不折不扣的消耗过程,与创造行为所具有的丰富动力实质完全南辕北辙。在每一次带有消费性质的行为当中,我们势必享受得太多,承担得太少;索取得过多,给予得过少。所以,我们发现,摆在面前的图书在装帧、印刷、排版、纸张等方面变得愈发精美,而在内容上却越来越趋于低俗化了。这就是消费性阅读的实情,图像挤压着文字,趣味占领着思想。在消费文化统领一切的时代,唯有这样的读物才可能会有畅销的实力。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要忘记,青少年的阅读障碍应是在电视普及之后才呈现出的一个广泛社会现象。电视影像不单消弭着他们的专注能力,也阻碍着他们之于文字的亲近;而网络的出现则促使这一境况更加的恶化了。如此残缺的阅读能力又如何胜任得了既往那些需要动用一定抽象思维的严肃读物呢?于是,因为没有市场,就连过去那些广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也遭遇了寒冬。 　　不过,大众阅读能力的退化还算不上出版社遇到的最严峻挑战,真正令其痛苦的是读者数量的急剧萎缩。过去,一部普通的长篇小说动辄即可有上百万的印量,而今,印量能够过万就可算作是畅销书了。此外,尽管在人口数量上中国居世界之首,可一旦按照比例换算下来,我们的读者却少得令人汗颜。即便在这有限的读者群当中,受“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传统借口的影响,又有几人愿意负担购书的支出呢?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