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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对农村社会交往转型的影响 　　当前，在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交往也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类型到内容都呈现出普遍发展的时代特征。在社会转型中，大众传播媒介在培养人的现代观念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社会发展为现代传媒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农民对现代传媒的接触与使用对其社会交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就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分析媒介发展与农民社会交往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鄂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为了比较准确、全面地了解农村的媒介使用现状，研究者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分别选取位于城乡结合部、生活水平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的A类村庄，远离县城但靠近区乡集镇的B类村庄，地域偏远、交通不发达的C类村庄各1个。在2004年5月至2007年10月期间，笔者先后四次对三类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发放调查问卷1050份，回收1046份，其中有效问卷987份，有效回收率为94%。根据调查数据，可将农村媒介使用与接触情况的特点大致归纳如下： 　　1．媒介拥有状况 　　A类村庄平均每户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并全部接入有线电视网，21.8%的家庭拥有2台电视机。6.5%的家庭坚持每天购买当地的报纸，如《楚天都市报》。B类村庄家庭中电视机拥有率达91.7%，其中86.5%的家庭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C类村庄家庭中电视机拥有率达71.2%，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家庭占35.5%。 　　2．媒介消费行为 　　 　　从村民每天闲暇时间活动的时间量看，“看电视”居于第一位，电视是农村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体，其次是“串门聊天”，再次是“打牌”。可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媒介行为正越来越多地替代人际交往。 　　3．媒介接触频度 　　在各种媒介消费活动中，时间分配不是平均的，无论哪一类型的村庄，看电视的时间与参与人数都是最多，而广播则退居最后。在B、C类村庄，报纸主要是村干部阅读，目的在于了解国家政策，方便做群众工作。仅每日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间量，A类村庄在平时达135.4分钟，农忙达91.8分钟；B类村庄在平时达100.1分钟，农忙达72.7分钟；C村庄在平时达78.3分钟，农忙达40.2分钟。 　　4．媒介内容偏好与依赖情况 　　就媒介内容选择而言，主要是收看电视剧，均表现出偏重电视娱乐的取向。在电视节目的选择方面，按喜爱程度排在前三位的是“电视剧、新闻、综艺节目”。但A、B两类村庄中有45.2%的村民把“收看新闻”放在第二位。A类村庄有10.4%的村民看报纸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掌握政策”。 　　为了了解农民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如果家中没有了电视，您会觉得习惯吗？”，调查显示：A类村庄中有11.7%的村民选择“习惯”，3.5%的“无所谓”，85%的“不习惯”；B类村庄中有10%的村民“习惯”，3.6%的“无所谓”，86.4%的“不习惯”；C类村庄中有35%的村民“习惯”，42.7%的“无所谓”，22.3%的“不习惯”。媒介使用时间较长的农村居民对电视等的依赖程度越高。 　　从获取信息的渠道看，A类村庄的农民获取相关信息主要是通过电视，其次是“与他人闲聊时知道”；B类村庄的农民获取信息主要是通过电视，其次是“村干部传达”；C类村庄的农民知晓信息首先是“村干部传达”，其次是“与他人闲聊时知道”，再次是“电视”。显然，人际传播在民族地区农村的信息传递中也发挥着较大作用。 　　 　　二、大众传媒在农村社会交往转型中的作用 　　 　　通过对A、B、C三类村庄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无论哪种类型的村庄，大众传媒都已渗入家庭，媒介消费已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的媒介化已大势所趋。大众传媒不断向农村渗透，其实质就是不断用新文化、新价值取代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并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从而影响到了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社会交往的转型，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所不同的是，农村的社会交往明显带有乡村社会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 　　1．大众传媒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交往范围 　　大众传媒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交往范围的扩大。农村居民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新时代多元化的交往方式，不再局限于村庄原有的交往范围，开始有意识地与外界交往接触。可以说，现代传媒在农村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中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而且对现代传媒接触程度越深的农村受众越是具有这种交往倾向。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双重体制，这种体制形成了“城市一农村”二元体制，构筑了严重的城乡壁垒，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交往少。现代传媒将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带入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