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40年代的“写实”与“超写实”主义.docVIP

张爱玲：1940年代的“写实”与“超写实”主义 　　一 　　 　　超写实主义(Surrealism, 或“超现实主义”)运动兴起于1920年代的法国,以布勒东、阿拉贡(Louis Aragon, 1897―1982)、苏波(Philippe Soupault, 1897― )、艾吕亚(Paul Eluard, 1895―1952)等为领军人物,其影响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浪潮席卷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领域,对人文精神的重塑贡献至巨,成为西方影响最大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至60年代其流风余韵未尝消歇。 葛雷:《布勒东:强力性的精神解放》,《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文学大家群像》,叶廷芳、黄卓越主编,商务印书馆,2007。359 　　这一运动发轫且兴盛于第一、二次大战之间,并非偶然。战争把传统价值夷为废墟,引起信心的危机、文明的反动。在布勒东周围聚集了反叛的年轻人,他们甚至在政治上对苏俄社会主义产生向往之情。但超写实主义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在于丰富、深刻的美学理论与实践。与以往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艺运动不同的是,并非鼓吹与世界的“疏离”或“超越”,而主张“穿透现实”,即如布勒东所说:“对于乱麻般的世界达到一种更为精确、更富于激情的理解”。 Maurice Nadeau, The History of Surrealis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123―125换言之,通过美学的途径重整精神的旗鼓,来兑现马克思的宏愿――“改变世界”。 　　 　　一般认为超写实主义深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影响,钟意于梦幻、潜意识的自由表现,似乎回到某种童真和原始的感知状态,即布勒东说:“在这里生与死、真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可沟通与不可沟通、雅与俗,都不再被视为斩钉截铁的冲突状态。”然而并非迷醉于纯真或梦幻,而藉此感知状态来摆脱逻辑或理性的桎梏。他这么激情地表述: 　　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足以把卑下的西方思想钉在耻辱柱上的语词,如果我们毫无畏惧地反抗逻辑,如果我们拒绝见证梦中的经验不比醒时的经验来得更有意义,如果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我们将征服时间――那些阴险陈旧的笑剧、老是脱轨的火车、狂跳的脉搏、堆积如山的被撕裂的群兽的残骸,你怎能期盼我们对于社会保守的机制――无论其何种形式――表现出温情脉脉、甚或容忍姑息呢?Andre Breton, Manifestoes of Surrealism, trans., Richard Seaver and Helen R. Lan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128 　　破除现存的观念和知识秩序,目的在于捕捉生命与外物之间的偶然机遇,由此激发奇妙的语言与革新的形式,而日常生活成为语言点金术的实验场域。布勒东声称超写实主义的基本伦理是扎根于当下的生活,正如“这天空、这手表的嘀嗒声、寒冷、身体不适等,我开始用一种世俗的口吻来谈论它们”。〔3〕124―125他提倡那种“自动写作”:“忘掉你的天才、你的才能以及所有他人的才能。不断提醒你自己文学是一条通向所有事物的最为痛苦的道路。快速地写,没有预先设定的主题,如此快速,以至你不记得在写什么或不想在写完后再看一遍。” 〔3〕30―31 　　仅从布勒东的言论略举数点,便于和张爱玲的某种对照。我们可看到,在现实与文学再现的根本问题上,两人都背离了传统,同样要求摆脱理性和观念的束缚而面对复杂的日常世界,在创作中同样反对主题先行。不像布勒东明确提倡“潜意识”并形诸激烈反叛的哲学话语,张氏不声称任何主义,然而诡异的是她对“真实”的尊崇与“写实主义”看上去并无二致,但经过她“苍凉”、“记忆”及其他心理的重重透镜,“真实”变了形。 　　一个在巴黎,一个在“东方巴黎”的上海,同样出自战争和文明的反思,两人在文学的基本取向上殊途同归。张氏在《诗与胡说》中说: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整整齐齐,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 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86。149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张爱玲正在香港,亲身经历了战争的可怕和人性的无可理喻,不禁自问:“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正是如此。”〔4〕63人们仿佛回到了荒原时代,凭着生存本能坚韧而犬儒地活下去。文中“德国”不幸变成“理性”的代名词,当然那是战争的发源地,而“中国”其实是上海,浮华中仍带着“惘惘的威胁”,那种自得其乐她大约也会自觉其可怜的。 　　 　　二 　　 　　耿德华(Edward 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