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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学翻译与出版的病灶 　　我们也有外语学院,但那里培养的都是语言人才,缺点是没有专业,最近几十年,翻译界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有些单位规定,翻译不算学术成果,我认为也不能一刀切,得看翻译什么东西。假设你把马克思《资本论》三卷都翻译出来,怎么能不算学术成果? 　　 　　近代史西学译介的两次高潮 　　 　　我想,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即晚清,国人开始比较有意识地有目的地翻译介绍西学。一般认为“中学”是古代的东西,西学是现代的东西。19世纪末,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思想、学术自然也要向现代化转型,翻译是第一步。那时主要是跟着西方的潮流跑,比如,因《天演论》等译著的出版,最早在国内产生影响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当时在西方也很流行,不只是物种进化论,还有社会进化论。这可以说是西学译介引发的第一次思想震荡。当然最著名的译者就是严复了,严复是大师。 　　总的说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还很传统,比如,不使用白话文写作,严(复)译《天演论》等(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严译世界名著八种),都是用桐城派古文写就的,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了。 　　那时中国面临的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添加进去很多自己的想法,夹议夹批,也不尽然符合纯学术的标准。还有一位译家,也是严复的老乡,叫林琴南(林纾),他的译法更原始,他不懂外文,就请别人给他讲,他来写。实际上,他是根据人家的内容,自己写了本书,他自称为“译述”。林纾的翻译是否忠实于原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合作者。这些合作者中只有一个是比较好的,叫做魏易。 　　中国离日本很近,有一部分东洋留学生,从日文转手译介西学经典,多少带点儿日本气。中国离欧美都很远,因此,去欧洲和美国的留学生都很少,翻译的东西也就不多,这就有点偶然性了,碰到某一个人,读到某一本书,于是就翻译了,并不是有一个很全面的规划。我觉得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改变。比如说,我是搞哲学的,就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大的规划,当然小的规划还是有的。但就不像西方,搞古典学的,搞古代希腊罗马的,很齐整,资料也很现成,他们有一套“洛布”(Loeb)丛书,把古希腊、罗马的著作都收齐备了,就像是我们的“诸子大全”。 　　接下来,西学经典的翻译与出版到五四前后达到了一个高潮,在开放观念的主导下,西方那些流行的理论和思想都被介绍了进来。五四的功劳还是很大的,当然也很不成熟,事物发展规律即是如此。 　　 　　当代西学经典翻译与出版的病灶 　　 　　到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西学经典的翻译与出版,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热点。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而且是整个照搬过来,所以,有一阵子苏联的文艺理论和作品是最流行的,但也只是几年的时间,很快这阵风就过去了。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一个全盘的规划。译者也有点儿盲目,就像单干户、个体户,自行其是,自己喜欢什么,就译点什么。而且也没有一个专业资格审查,好像你只要认得哪国文字,哪国的什么你都能翻译。这是荒唐的。比方我也认得几个中文字,但你什么专业都来找我,什么原子能的、航空的、无线电的,那我根本就不懂,我最多认得那些个汉字,可那跟专业没关系,专业翻译必须懂得专业。我们也有外语学院,但那里培养的都是语言人才,缺点是没有专业,最近几十年,翻译界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下面这个例子我可能言重了。我们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天赋人权”,翻译就译成“by heavn”,意思是“由上天……”,这跟“天赋人权”的意思截然相反。稍微读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天赋人权论是18世纪法国和美国革命的理论根据,就像阶级斗争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理论根据一样。什么叫“天赋人权”呢?原文是“by nature”,“上帝赋予的”,是非正好与原义南辕北辙?过去皇帝为什么有最高的权力?因为天子受命于天,是天给“我”的(即“by heavn”),中西方皆然。西方也是讲皇权神授,是上帝给予“我”的权力来管理“你们”。像这种基本理论完全搞错了,而且还是在重要场合,实在不应该。 　　我看过几部书稿,原著上根本就没有的东西,译者也硬给加上去凑数;有的则相反,图省事,简略掉了。比如,有本书上有一段景致描写,应该如实翻译出来的,译者偏一句“很漂亮”一笔带过。还有的错误百出,这些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汉语要规范;其次,要忠实于原文。信笔就来,那你自己写本书可以,就不用译人家的了。鲁迅先生曾经提倡硬译,当然硬译也不合适,因为毕竟是中文,不能按外文的规矩来,可是,我想他那也是严格要求的意思吧,至少你的翻译不能跟原文完全对不上口径,自己胡编乱造。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讲到翻译,不问质量,只问数量,某某人了不起,译了几百万字了,某某人几千万字了,净论这个。老子《道德经》才五千言,那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