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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法律与经济增长 魏 建 周林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律与经济增长 法经济学 第14章 主要内容 14.1 古典社会理论 14.2 现代化理论 14.3 依附理论 14.4 新制度主义理论 14.5 现代观点：法律经济学 14.1 古典社会理论 法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古典社会理论，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梅因（Henry Sumner Maine）、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皆是该领域的巨擘。 古典社会理论中关于法律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简单概括为：法律要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化。 14.1 古典社会理论 14.1.1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经典著作《资本论》阐释了法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两个著名论述成为法律与经济增长的马克思理论的最佳浓缩。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即经济发展决定法律发展，同时，法律发展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反（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亦即：经济基础对法律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则是第二位的。 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是法律与经济之间的中间作用因素。 14.1 古典社会理论 14.1.2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关于法律与经济增长的论述尤为突出，被视为正统法律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鼻祖。 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发展与政治、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逻辑上形式理性法律”(logically formal and rational law) 是推动西方新教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研究的基本结论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越理性的法律体系，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二，较其他社会文明中的法律体系而言，欧洲法律体系更具理性；三，这种对经济有促进作用的法律理性主义，在西方工业经济系统全面发展之前已在欧洲大量存在。 14.1 古典社会理论 14.1.2 马克斯·韦伯 韦伯肯定了理性法律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并清晰界定了“理性法律”的基本构成因素：自治性（autonomy）、精心设计（conscious design）、普适性（universality）。 韦伯进一步地分析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在法律发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法律机构和国家官僚体系运作方面的重要影响。他认为，中央化国家、中央化官僚系统先于经济状况而发生变化并发展，从而便利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该观点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得到完美阐释。 马克思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共同点: 某种意义上，韦伯的研究是在检验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们都深受德国社会学历史学派的影响，均致力 14.1 古典社会理论 14.1.2 马克斯·韦伯 于从历史角度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如何在世界历史视角下解释西欧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皆肯定文化、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肯定法律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差异： 韦伯从信仰、宗教伦理角度阐释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马克思从阶级利益角度解释；韦伯认为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独立、预想不到的影响，而马克思则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地位的简单反映，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依赖于阶级作用；韦伯肯定了法律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第一性，而马克思则将此定义为第二性。 14.1 古典社会理论 14.1.3 梅因 英国历史法学家梅因，在其代表作《古代法》中构建了法律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该理论也被视为现代法律与经济增长理论源泉之一。 梅因在《古代法》中的著名结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认为古代法律发展一般沿着“判决”——“习惯”——“法典”这一基本顺序演化，并从中指出了法律在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 梅因特别强调法律对于经济增长的反作用。这是他与马克思的最大不同所在。 14.1 古典社会理论 14.1.4涂尔干 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是一位纯粹的社会学家。他为社会学的学科基本问题、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涂尔干从劳动分工、社会团结、道德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分析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新视角。 涂尔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