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红》对面.docVIP

我在《青红》对面 　　我家住的小区有很多的上海人，他们都是三线建设时来贵州的。在我小时的记忆里，他们是一体，我们是一体。虽然我们会在同一个菜场买菜，到了周末，我妈还会领我们到他们厂区的澡堂子洗澡。但是正如我察觉到的澡堂子卖票家女儿的声音和脸一样，那种叽哩哇拉的话不是我能听懂的，那种白皙也不是本地人所拥有的，尤其是闪烁在她脸上的那种优越感更不是土著的我的表情。就是在澡堂子这种坦诚相见的地方，我也能比较出他们与我们的不同，那时他们用着一种叫“蜂花”的一红一黄的洗发水，而我们用的都是硫磺皂。 　　上了小学，每个班总会有几个上海小孩。女孩常是留着短短的上海头，皮肤白皙。他们总有些好看的文具，总有特别漂亮的糖纸夹在书里，他们总会说那是从上海带回来的。在我关于小学同学的记忆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个叫冯奇的小男生，皮肤白皙，彩色短袖小衬衣，白色裤子。每次班里搞活动，他总会被老师叫上去表演迪斯科，对于我们这些土著的小孩而言，要做的只是快乐的看，因为只有他才可以舞出那样的舞蹈。小男生也淘气，老师因此会请他的家长，所以会经常看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很漂亮，卷卷的长发留在肩上，穿着绸面的连衣裙，而我们的妈妈总是直发，穿的永远是的确凉的白色衬衣。好多事情，让我觉得他的生活很有派头，我们早餐吃面条时他可以拿出面包，他总能拿出些时兴的小玩意儿。而这些小玩意儿来自上海那个发达的地方。他从上海来，他将回上海去。可我发现，他和他的爸妈说那种我们听不懂的话，他和我们却说我们都能听得懂的土话，一点儿也不像个外地人。上了中学，班里照旧有几个上海小孩，他们仍然有些好看的文具，只是这些文具不久后我们也可以在文具店买到，面包我们也可以轻易的吃到，我们的衣服也和他们的一样好看鲜亮，妈妈也烫了卷发。那些他们的特征在慢慢消失，他们和我们似乎是一体。唯一不同是去一个上海女孩家发现的。她的家传承着上海人的拥挤和雅致，她有好大一盒从外地寄来的信，都是她那些回到上海的伙伴寄来的。我只在完成老师作业时写过信，我从来没有那么远的朋友。她还说她也会回去。果然，第二学期，她就回到了上海，可是去年，我听说她在贵州的一家幼儿园当幼师。 　　后来我上中专，离开家到了省城，淡忘了那些三线子女身上令我羡慕的东西。只是我在王小帅《青红》中提到的那家机械厂旁边生活了三年。但那时已经很难见到操着上海口音，穿着、习惯与我们相异的三线人了。那个小具规模的厂冷清得像寒冬腊月的广场。我没有发现它丝毫的不同，也许是上海人都走光了，也许他们都在本土中沉寂了。 　　上大学前上了个补习班，坐在旁边的女孩也是个上海人，白皙的皮肤，短短的上海头，但都不能证明她的出生了。她地道的贵州话和大山性子让人无法猜想她在我们中的不同。只有在我们说到对高考的恐惧时，才能证明她是个截然不同的上海人，因为七月七日她的考场在上海。高考成为她回到上海的最佳办法，但是在上海要考上本科，她必须要高出我们很多的分。她独有一份来自父辈和先进地域的压力。更令人不畅的是她在恋爱，男孩和我们一班，却是个土著，这是女孩父母所不允的。高考了，男孩没有填一所上海的大学，女孩照样填了一堆上海的大学。男孩顺理成章的保证了自己的未来，进了一所西部的大学；女孩因为上海的门槛太高，阴差阳错的还是留在了西部的一所大学。在我们那帮刚跨进大学的年轻人眼里，这就是人生最初关于“命”的认识。同一所大学里，男孩女孩照旧恋爱，照旧同父母的梦想抗争。只是快毕业时，女孩在QQ里对我说她毕业了一定要回上海，不为父母，只因为她觉得自己有一张上海人的执照，那个男孩也会随着去。 　　“回上海”在不同时期以着不同的方式吸引着远离它的人拼命回去。任何一个历史背景下，命运有着不同的抗争姿态。女孩算是三线建设的第三代了，在人才可以自由游走的今天，“回上海”的使命仍在延续，但从未轻松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地域却必须服从那个地域的生存压力，以及又一次离乡背景的艰辛。因为对他们而言，上海已经成了另一个异乡。 　　 三线建设的故事到最后都成了一个“回上海”的梦。但是时光流逝、生息繁衍，有人梦想成真，有人继续做梦。“回上海”成了三线人的胎记，代代相传。有时是个美痣，有时是块黑疤。 　　《青红》让我想起很多以前的故事，故事讲那些三线的上海小孩，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从未曾以为这些来自上海的人会成为我回忆过去的线索，他们是外乡人，我是此乡人，所以我在青红的对面。我与青红是不同的，我出生在哪里就成长在哪里，到了工作，我还在哪里，没有人强迫我离开，我一直在青红的对面。曾有青红生活在我的身边，虽然不像《青红》那般绝决，那些特殊的他们在记忆的里头，我在记忆的外头，拟出一脉脉思索，一缕缕情愫，而我在青红的对面羡慕着、怜悯着。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