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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的误区 现时的社会管理最大的缺陷就是有些部门太过于紧张，而公民又欠缺自律的愿望和能力。有关部门有时会将“社会管理”扭曲为“社会问题管理”和“社会危机管理”，结果将社会管理变为控制，不承认社会的自治逻辑。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并且自由、负责任地去表达自己的利益，政府不应该采用堵、阻、压制、回避甚至抱有单纯的政治警惕性，而应该多采用疏导、培育、谈判和协商，这才叫做“管理”，也就是基层自治和政府管理的互动。因为没有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没有公平对话的平台，就闹得不可开交，还会发生肢体冲突，甚至挂大标语、堵路游行……将一个单纯经济利益上的纠纷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的层面，有关部门也会将某些业主维权视为不安定的因素。 ????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不只是空喊口号，而是要做细微具体琐碎的工作，如“水滴石穿”缓慢的点滴成长，就是管理细小和具体的公民事务。社会管理的职能也不能简单看成是强力机关的维稳职能，不能以打击社会自主性的方式来建设社会。政府不要唱独角戏，老走在第一线，应该鼓励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全国现有?7000多万名业主，但至今很少见到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业主委员会进行培训。可能因为担心各业主委员会通过培训相互认识、交流通气，若组织起来就更不好控制。但，靠“管”与“压”，不仅不可能有长治久安，还会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大批社会成员为家庭基本生活计，为自己前程计，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情形，致使社会焦虑现象成为如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识。 中国之所以弥漫着社会焦虑，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 第一，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大幅度而且是急剧的调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入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惯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担忧甚至是恐慌。、 第二，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同传统社会不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现代社会，就会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过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 第三，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丢失。民众如果普遍具有一种信仰，那么这个民族的民众的心里会很踏实，民众的内心会很强大，其行为会由于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和坚实的底力而能够经得起许多事情的诱惑，能够经得起许多挫折，其抗打击力十分强大，进而就会减少社会焦虑的困扰。不能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 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社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为。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其一，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