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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的公共空间之社会基础 ——一个上海社区纠纷案例的分析 　上海的纠纷案例反映了中国城市社会正在经历重要的社会变迁：一种新型的公民组织正在出现，它产生于居民选举，服务于居民的财产保护和权利救济，它试图以对等的身份、以合约形式建构社会关系秩序。自然地，它同政府单方面授权的原基层管理组织形成权力竞争。这种变化对基层治理构成了明显的挑战，挑战的关键之处在于，是管理公共（群众）、还是公共（实施）管理，二者的差异体现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准入、公共代表的权利、公共管理组织的权威来源、它们的行为依据及其主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这一挑战的潜在影响是，公共治理?quot;非官方化问题迟早将提上议事日程。 （1）提出问题  　　我曾经在有关社区的一篇论文中[2]，运用个体权利和组织权利概念，解释了北京一个小区居民对物业监督的无效。我的结论是，权利在个体和组织间配置的不平衡现状，不利于在两个行动主体（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发展出一种约束关系，来防止物业管理逃避责任的现象。这个分析案例来自城市传统社区，它是指──主要由同一单位成员居住，其居住权由单位分配而来，多数人没有依据市场交易价格买房，因而严格意义上的“业主”（产权人），是居住者的单位，而不是居住者个人──这样的居住小区。在这样的小区中，居民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授权的“公共”组织──工作单位、房管局或街道居委会等，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例如，如果他们希望保留楼前更多的绿地，希望近距离内没有饭馆的油烟，希望减少自行车丢失等等，必须得找街道居委会、楼宇的产权单位（他们的工作单位）、区房管局等组织交涉，由这些组织出面，“代表”他们和物业公司商议解决问题。这是传统的（“公共”）组织渠道解决方法，但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必须是，这些组织同居民利益的一致性。 　　下面选择的案例具有不同的特征，虽然它看上去是类似的社区冲突，然而其中的变化耐人寻味。 　　[案例摘要] 　　浦东清水苑小区由“畅苑物业”管理，后者的“上级行政单位”，是该小区的原开发商“金桥房产”。居民入住以后，根据《上海市居住物业管理条例》，经过业主代表投票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由7人组成。半年以后，委员会发现，“畅苑物业”在几个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小区违章装修：约有200-300户装修时拆了承重墙，物业公司对此“眼开眼闭”，因为这些装修公司和物业公司“有特殊关系”，造成了安全隐患；小区治安不合格：一年多发生了12起入室盗窃案；小区绿化问题：有大片草坪树林遭虫害而死；多收费问题：经计算，物业公司每平方米多收了6元维修基金，总数达到100万元，拒绝还给业主。另，小区的活动中心、路边商业用房、车库、物业公司用房等、这部分公共设施的控制和赢利，被物业公司掌握，但管理和维修费用却由居民负担；清水苑的维修基金，大约120万元，按照条例应当列入业委会帐户，由业委会管理，但物业公司没有照办。在双方谈判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业委会内部产生分歧意见，但多数委员决定另聘物业公司，“引进市场机制，谁能服务好，价格低，就选谁”。他们以两票弃权、四票通过选聘了“上房物业”。但有关方面认为，选聘物业的条件还不成熟，表态应以团结为重，于是，清苑物业拒绝移交物业管理权，上房物业也在“上级管理部门来电指示”后，来信婉言谢绝了应聘签约。业委会起诉清苑物业公司，但法院认为业委会公章未正式备案，起诉未果。有报道说，上海这种情况“已经出过十多次了”[3]，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有矛盾情况多，关系好的少。[4]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磊等对该案例的访问记录） 　　我注意到，这个案例中的“业主”，是居住者或家庭本身。这些人经市场购买取得房屋财产，他们的背后不存在同一工作单位，或者即便是偶然如此（比如，一些工作于同一单位的人，可能由于信息灵通在同一处买了房），单位也不再具有产权人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单位没有义务“代表”他的雇员介入物业和业主的纠纷，因为，随着单位产权人身份的消失，由它来组织化业主利益的基本缘由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保护居民（业主）财产的公共管理机构出现缺位。 　　在制度惯例上，街道居委会和区房管局似仍具有社区公共管理的身份，但事实上，在我们的案例中，这些组织和居民不仅缺少利益相关，甚至还具有利益冲突。根据清水苑小区业委会的调查，居委会占有的小区设施正在经营赢利项目，而业主并不知道其收益分享的范围；房管局则认为小区纠纷和它们无关，提出这种事情已经“超出了它们的管辖范围”；区开发办公室也属于管理单位之一，但在众多告状者、众多消息来源中，它们的立场几经变化，发出的文件自相矛盾。[5]可见，这些组织基本上只是认同管理者的身份，不愿、或不能代表业主利益，更没有动力承担公共管理的责任。但它们却和物业公司利益有涉：有的通过物业得到利用小区设施的经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