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区管理体制1.pptV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顾建国初期这段历史，假如城市基层选择的是“街政府”而不是居民组织，一切均由政府大包大揽，这一切都将是不可想象的。 2．膨胀阶段 在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使街道的机构和职能迅速膨胀。 但是，随着大跃进战略的失败，这种体制终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街道权力的迅速回落，促成了单位体制的出现。 3．曲折阶段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街居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有些居委会实行了军事编制，有些居委会干部被当成“当权派”。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街道办事处改组为街道“革命委员会”，居委会也相继改称为“革命居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抓阶级斗争，严重背离了为民服务的方向。 4．恢复与发展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街居体系得到恢复，并获得快速发展。 1979年，街道革命委员会被撤消。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公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机构和职能得以恢复。 （二）街居制的现实困境 1．职能超载 首先，单位制的瓦解导致单位职能的外移，要求街居来承接。 其次，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无单位归属人员以及外来人口的增多，给街居增添了更多的管理、服务工作。 再次，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管理重心的下移，由此带来了原来实行“条条”管理的很多部门将任务下放到街区，给街区增加了很多新的管理内容，如市场管理、园林绿化、交通道路、民政福利、市容市貌等管理项目。 街道办事处职责变化 1954，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三项： （1）办理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 （2）指导居民委员工作； （3）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1963年扩充为八项： 1、了解居民的意见和要求、指导居委会工作； 2、动员工作； 3、领导街道集体事业； 4、优抚救济； 5、人口工作 6、文化教育、爱国卫生 7、治安保卫 8、其他有关居民工作。 1997年扩充到14项： 1、指导 2、社区服务 3、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障 4、街道监察队 5、开展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科教文卫体等； 6、维护老年人、未成年人利益 7、社会治安 8、拥军优属 9、参与检查、督促市政建设 10、防灾救灾 11、管理外来人口 12、领导街道经济工作 13、向上反映意见 14、办理交办事项 2．职权有限 从街道办事处来说，区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漏斗效应”将大量的事务“漏”到街道一级，但街道办事处却没有相应的法定地位和权力来承接这些事务，不仅在财政和人员编制上受制于上级政府，而且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和完全的行政管理权，只能受制于各职能部门的委托或充当行政职能“传递者”的角色。 从居民委员会来说，其工作人员的津贴、办公经费、活动开支等都是经由街道下拨控制，居委会一般没有财务支配权，而街道可以擅自占有居委会的财产或收益，居委会的支出项目要由街道办事处批准。 “指导”为虚，“命令”为实，“上下级”关系色彩浓厚 3．角色尴尬 街居组织处于政府和居民之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街居倾向于政府一边，变成了政府的“脚”，只是被动地执行市、区一级政府下派的任务。在这一点上，居委会的尴尬地位更加突出。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实际上被虚化，居委会除了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日常工作外，还要承担区、街道各部门交办的名目繁多的工作任务，实际上居委会变成了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工作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工作不堪重负，整日忙于应付，“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深圳一个小小居委会竟然挂牌45块 在深圳市罗湖区湖景居委会，门边挂着２２块牌子，加上楼梯间挂的和堆在办公室的，这个编制只有６个人的居委会共有４５块牌子。而深圳的其它居委会，有的竟有牌５０多块。  据《羊城晚报》报道，“党建、民政、统计、城管……”作为最基层社会组织，居委会一直承担着繁多的行政功能，有的居委会不过6个编制，却足足挂了45块牌子。从昨天开始，深圳市南山区96个居委会的牌子全部“精兵简政”，只剩两块。牌子精简的背后是建国以来沿袭数十年的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大变革。从1月11日起，深圳市南山区任何一个居委会门口都只见两块牌子，一块是“社区工作站”，另一块是“社区居委会”。 三、社区制 1986年，民政部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后者区别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就另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社区服务”，由此引入了社区概念。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