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docVIP

　　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 毫无疑问，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 　　这是一种灵魂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小说一个代表，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叙事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1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话语轮廓。 　　与名作家们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杨争光的贡献在于他的构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门》都具有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特点：一种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细微叙事。从公羊对邻居母羊的强奸开始，一场荒谬的戏剧性冲突就此呈现。经过一场利益的疯狂可笑的争斗，这场荒诞的喜剧最终竟然以愚昧的谋杀告终。而《老旦是一棵树》则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剧：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复仇的游戏开始逐步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坟。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复仇者老旦站到对方的粪堆上，并誓言要在那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对乡村的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深切讽喻。它从一个荒谬的细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义的民间起源。 　　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没有受到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农民的多数人暴政的一种政治表述而已。或者说，暴力并不是国家的发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基本属性而已。国家仅仅复制了这种话语模式，并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残酷的宪政。 　　丁玲和周立波：早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红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学，就已经成为解决土地分配和财产公正的合理手段。 　　毫无疑问，杨争光并不是中国乡村仇恨制度的唯一见证者。早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红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学，就已经成为解决土地分配和财产公正的合理手段。这种正面的暴力叙事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小说家的立场。这种情形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观。韩少功描述乡村械斗的《爸爸爸》，开启了反面的暴力叙事的道路。这个黑暗的仇恨母题此后竟然成了后寻根主义的话语核心。如果我们没有弄错，这其实就是九十年代乡村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隐在的主流，它书写着中国乡村乃至整个民族的丑陋而亲切的容貌。 　　在所有后寻根主义作家当中，莫言无疑是一个中坚。他的《红高粱》系列推动八十年代文学的寻根潮流。此后他便在这条乡村叙事的道路上不倦地行走，赋予它以强悍的暴力主义的音调。莫言是最重要的暴力话语的言说者，他的无休止的絮叨形成了风暴，像鼓槌一样击打着文学的表皮。《红高粱》是一个初级文本，仿佛是一种原始的语典，收录了通奸（野合）、纵酒、砍头、剥皮等等基本暴力语汇。它们是一种证词，被寻根者用以验证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与二十一世纪初，这种验证和颂扬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寻根主义者开始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