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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中的效率原则及其作用 　　比例原则与效率原则一样，也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宪法中的效率原则及其作用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一、经济学与宪法学上的效率概念 　　谈及效率，我们或许更多想到的是经济学概念。传统上认为，经济学的效率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的消耗与成果的比率关系，这一比率越大，效率就越高，主要包含以下两个范畴:其一，同样的消耗可否获得更多成果;其二，所获得的成果可否通过更小的消耗来实现。其中，消耗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各方面的投入，而成果则包括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出，衡量成果的多少不仅要考虑数量，还要审查质量，包括在各领域和区域所发挥的短期和长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效果。 　　①上面提及的第一个范畴将消耗确定，要求成果的最大化，在德国通常被称为最大化原则(Maximalprinzip)，而第二个范畴则将成果固定，要求消耗的最小化，在德国通常被称为最小化原则(Minimalprinzip)。 　　经济学上的效率原则要求二者同时适用。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效率原则的范畴不断扩大和完善，除了最大化和最小化原则，还包含以下两个范畴:其一，是否应当限缩目标，即限制行为活动，进而减少消耗;其二，是否应当通过增加消耗来增扩目标，即扩大行为活动。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上的效率原则不仅局限于审查一项经济活动中消耗与成果的比率关系，即确定消耗与成果两方面中的一个并使另一方面成为变量，还要综合考虑实现预期目标的意义和价值，必要时使投入和产出均成为变量，从而决定目标和任务的增减。我国宪法第27条第1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这一宪法条款明确了适用于一切国家机关的效率原则。宪法中明确效率原则揭示了法律内在的经济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甚至宪法学上的效率概念与经济学完全相同。在行政法上，效率是行政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指行政活动中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与经济学中效率概念的前两个范畴，即最大化原则和最小化原则的内涵类似。那么宪法上的效率内涵到底应当如何界定?传统上的宪法预算制度存在一个极大的缺陷，即仅考虑投入，不审查产出，国家仅通过调整投入多少来决定年度任务的重点，从而使预算发挥代议机关的调控效力，而忽视了对投入与产出比率关系的考查。可见，效率原则中的最大化和最小化原则对于宪法具有重要意义。 　　但经济学上效率的后两个范畴是否也应被宪法接受?仔细分析宪法学的相关理论不难看出，宪法学要求国家的一切任务都必须以人为本，即始终把人当作国家行为的目的和导向，否则国家任务则违背了立宪主义的基本思想。因此，宪政制度必然要求对国家任务和目标的正当性进行严格的审查，仅考虑手段投入和目标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从宪法学角度讲，效率原则更需要超越消耗与成果的比率关系，首先考虑所要实现目标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效率原则禁止完成一项任务时不必要的支出，则必然更应禁止不必要的任务。照此，效率原则不仅要求优化已决定任务的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还应首先约束国家对任务本身的选择，这对于分析私有化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既然效率原则的内涵包括对任务本身必要性的审查，那么通过增加消耗来增扩目标这一范畴肯定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随意增税或贷款来增加任务，一方面，国家坚决不得接受不必要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当任务具备必要性时，国家又不得不作为。由此可见，宪法上的效率原则与经济学上的概念类似，同样包含了上述四个范畴。需要说明的是，成果目标可能分为若干层级，本级目标或许只是上级目标的手段(之一)，效率原则需要审查实现本级目标可能对并列的其他目标产生何种影响，积极和消极影响(比如因造成环境污染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均应在计算成果时予以考虑。 　　二、效率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关系 　　比例原则与效率原则一样，也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国家在追求一个被宪法认可的目标时，必须选择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适合性原则)，在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中必须选择对基本权利限制强度最小的手段(必要性原则)，且所选择的手段与所要实现的目标不得不成比例(狭义比例原则)。表面看来，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对公权力限制基本权利行为的审查，而效率原则主要考虑产出和投入，二者审查角度不同。但仔细分析并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公权力活动都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如果国家征税构成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限制，那么比例原则同样包含了对全部国家财政活动的审查，即审查国家征税是否构成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不正当限制。如果我们可以将每一位纳税人的私有财产权与国家财政任务挂钩，即适用比例原则，那么效率原则中的最小化原则属于比例原则的一部分，在适用比例原则审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