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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构建暂缓起诉制度必要性探究 　　论文摘要：暂缓起诉制度源于德、日，最早是基于犯罪数量增加与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而设立、发展起来的。暂缓起诉是指对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轻微犯罪分子附条件的暂时不起诉，保留追诉权的诉讼制度。我国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已经有暂缓起诉的案例，但我国还未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本文阐述暂缓起诉制度的法理依据，以及从学界对暂缓起诉制度的质疑陈述了我国构建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 　　一、暂缓起诉制度概述 　　暂缓起诉制度源于德、日，又称起诉犹豫、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基于其所犯罪行轻微、社会危害性小等原因而暂时不起诉，同时设立考察期，要求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履行一定的义务，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期限内履行了义务，检察机关便不再对其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结;反之，检察机关便对其提起公诉，要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一种诉讼制度。 　　暂缓起诉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一国刑事案件的增加与司法资源缺乏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案件分流，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缓和社会矛盾、教育改造犯罪人等目的，检察机关借鉴法院审判案件中适用的缓刑制度创立暂缓起诉制度，其实质是附条件不起诉，是一种有条件、附考察期限的不起诉制度。 　　二、暂缓起诉制度的法理依据 　　暂缓起诉制度的建立除了现实需要外还包括有法理依据，其中目的刑刑罚的兴起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起诉便宜主义为暂缓起诉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一，目的刑刑罚的兴起为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中，刑罚观经历了由报应刑到目的刑的转变，国家启动刑罚权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报复和惩罚犯罪分子，更多的是出于对恢复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这一终极目标的考量。从宏观层面看，刑罚权的设立、运用是为实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甚至消灭犯罪、保护社会的目的;从微观层面看，对犯罪人科处刑罚，并非单纯的以恶报恶，而是希望犯罪人在承受刑法之苦后能够改过从善，回归社会。目的刑刑罚的兴起为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暂缓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暂时不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间内完成法定义务，同时没有放弃追诉的权利。这种潜在的刑事追诉给犯罪嫌疑人以法律威慑力，同时，暂缓起诉制度给行为人一次避免因其犯罪行为而被贴标签的机会，促使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矫正和回归社会，能够在动用刑罚权之前即达到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目的刑主义预防和矫正的社会防卫理念。 　　第二，起诉便宜主义为暂缓起诉制度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起诉便宜主义，又称起诉合理主义、机会主义，是指追诉机关对已经查明有犯罪事实、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考虑各种情况，认为不需要追诉，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早期，各国刑事诉讼奉行起诉法定主义，一旦某种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达到起诉标准，那么公诉机关必须提起公诉予以追究。但随着社会发展，案件与日俱增，如果完全遵循法定起诉主义，不论案件大小、罪行社会危害性大小、犯罪嫌疑人人身危害性大小，凡是符合追诉条件都必须起诉则势必影响刑事诉讼的总体效率，造成司法资源浪费，而且容易造成因短期自由刑适用增多而扩大被关押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反而成为危害社会的潜在因素，不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也难以实现社会和谐。在这种背景下，起诉便宜主义应运而生，现代大多数国家在保留起诉法定主义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采取了起诉便宜主义。暂缓起诉制度汲取了起诉便宜主义两大优势：既能够灵活适用以适应刑事政策的变化和要求，又能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来决定刑罚的适用与否，有利于刑罚个别化和犯罪人的矫正回归。 　　三、我国学界对暂缓起诉制度的质疑 　　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已经设立暂缓起诉制度，在案件分流、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等方面收到显著成效。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从2000年开始部分地方检察院已逐步开展暂缓起诉的实践探索，但学界仍有学者质疑暂缓起诉制度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暂缓起诉制度缺乏法律依据，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三种情形，并未赋予检察机关暂缓起诉的权利。除罪行轻重外，参考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性格、生活环境等来决定是否适用暂缓起诉，即表现为适用法律因人而异，有违平等原则。第二，暂缓起诉制度构成对法院审判权的侵犯。定罪权是法院独有的权力，不受任何组织、团体、个人的干涉，任何人由相关证据证明符合被追诉条件之后，实际上是否有罪的判断应由审判机关法院作出。暂缓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对其认为有罪、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附条件的暂不起诉，使得检察机关先于审判机关作出决定，这已经侵犯了法院审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