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转备考资料：大学社团成了“政绩秀场”？.docVIP

军转备考资料：大学社团成了“政绩秀场”？ 又到10月，被称为“百团大战”的年度社团纳新，正在各高校的校园里拉开帷幕。 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庞艺林骑着自行车路过一个个摊位，一年前的他兴致勃勃地在这里加入了七八个社团，但一年后，他决定退出，因为大学社团和自己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办的活动都差不多，很水、很没意思。” “社团本应是大学里最讲民主的地方。”庞艺林说，“但现在的社团，却成了追逐政绩的秀场。” 学术类文体类社团衰落 功利目的成大学生参加社团动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8级本科生齐宇飞曾对北京市9所高校的社团发展状况进行调研，他发现，在所有社团中占比例最大的文学艺术类和文体娱乐类社团，经费最匮乏，活动开展最困难。 大部分学术性社团都在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复旦诗社指导老师肖水回忆起2004年自己做社长时，有着悠久历史的诗社“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核心成员只有三四个人，一年连一个活动都举办不了。为了办一个朗诵会，社长去申请100元经费却未获批，朗诵会只得流产。 而一些文体类社团，如跆拳道社、瑜珈社、吉他社，则陷入“收学费”模式，会员参加收费的课程，沦为相对廉价的技能培训班。 与这些社团相对应的是“实用性社团”的兴起。一些与社会组织、企业需求息息相关的社团，既不缺钱，也不缺人。 在齐宇飞调研一所“211”高校的职业发展协会时，看到该会的一份经费使用明细。办这次活动花了两万多元。其中，横幅、嘉宾签字本、胶带、矿泉水、绳子、选手证书等一些项目的单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一看就是虚报谎报，光餐费一项就花了2000元。 王剑(化名)从大一开始，就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在学校赞助的社团实习。4年里，他参加了该公司组织的暑期集训营等各项活动，在大三时做到了社长，有了去公司实习的机会，并在毕业时顺利拿到了该公司的offer。 “参加这个社团，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其他同学读书、看电影的时候，我提前做好了职业规划。”他说。 “在10年前，玩电脑的都少，更没有iPad 、iPhone，学校的氛围很纯粹，大家就喜欢聚在一起玩玩乐队、文学社。”曾任一所高校社团联合会主席的赵达(化名)说，现在，大家参加社团的目的变了，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作为给职业经历的加分，因此，学术类、文体类社团难免衰落，与求职、实践等挂钩的功能性、实用性社团兴起。 北京大学一个公益类社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整个社会的功利化，给这个校内“十佳社团”的运转带来了困难，“能够潜心做公益活动的社员越来越少了”。 社团运行机制走向僵化 变成了少数人的政绩秀场 大二的社长改选中，李心月(化名)觉得自己把握很大，但这时，上一任社长“善意”地提醒他，她有好几个竞争对手，应该给社团的主管老师“意思一下”。 李心月拿不准该送多少，犹豫再三，送了2000元，结果那个老师执意不收。 她又去问前任社长，前任社长告诉她，这说明那个老师已经收了别人的钱，答应给人办事了，而且，别人送的肯定比你多。 她半信半疑。后来，在社长竞聘会上，匿名投票结束，她的得票最高，比第二名多3票。然而，综合投票与学校、社联意见，最后的任命结果出来，却是另一名同学当上了社长。 “这件事让我彻底失望了。”从一开始她就发现，在这个由学校直管、有600多名成员的大型社团，竟有着机关一样森严的层级和议事规则，“每个人都只向自己的上级负责，对自己的‘下级’则吆五喝六。”每逢过年过节，部员要给部长送礼，部长要给社长送礼，社长要给老师送礼，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这样，部员才有望当上部长，部长才能当上社长，而社长则能与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有可能获得留校的机会。而进入到社团的“核心圈子”里，是获得保研资格、奖学金和找工作的捷径。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老师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名学生，完全具备了当社团负责人的条件，但这个社团的历任负责人竟然全是某省某市的学生，社团的传承变成了老乡会的内部交易。后来，这名女生落选的理由是“不要女生”，但最后当选的也是女生。“这确确实实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 刘卫兵说，学生当社团负责人，多数也是希望能够在求职简历上获得加分，让用人单位刮目相看。 曾任北京一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的李悦(化名)觉得，社团的运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向僵化，很多事情都由社长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兴趣很快会丧失，很多人把社团当成了学生会，出发点就不同了。” 她认为，社团被一些人当成了追逐利益的工具，打击了学生活动的热情。还有一些人，创办社团只是为了获得与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接触的机会，负责人只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活动自然变得同质化、单一无味，偏离了最初的目的。 在表面上，社团的数量和成员数仍呈现着某种“繁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都有200多个社团，以规模大而著称的吉林大学，有多达500多个社团。 研究青年组织学的中国青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