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技与经济联合的计谋思虑.doc

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战略思考 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是中国科技发展中的老话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话题。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段论述很清晰地表明，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单靠任何一方都不能解决问题。在中国发展进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以更符合创新规律的方式来推动。 一、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力量是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体制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倡导者索洛通过分析1909—1949年美国经济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经济产出，因此发现了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索洛因其贡献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其理论中，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种外生的力量，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没有出现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趋势，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拿来发达国家技术获得进步。到了1980年代，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者发现，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技术创新行为取决于该经济中的规则和制度。罗默进一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得出结论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新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罗默因其贡献被1997年《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20世纪以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各国普遍认同，但能否建立起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体制却不容易。前苏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西方国家竞争过程中，尽管意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大规模增加科技投入，其研发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超过4%，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2%—3%的水平，但由于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没有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因此除了取得人造卫星等少数领域成就外，经济竞争力没有获得明显改善。 二战以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亚洲“四小龙”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世界银行将其冠以“东亚奇迹”并全面总结经验。但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东亚没有什么奇迹，他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无非是国内高储蓄所提供的投资加上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提供的劳动力，没有依靠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所谓的“东亚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应验了克鲁格曼的预言。克鲁格曼因其贡献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东亚经济发展的教训说明，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没有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从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技术进步缓慢，症结不在于新技术无法取得，而在于制度存在缺陷。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的退出存在着多重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 进入21世纪，在新的发展阶段，再谈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我们不仅要将此看做科技界的问题，也要看做经济界的问题，不仅要解决“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问题，也要解决“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问题。事实上，要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就必须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根本理念。 二、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要以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获得高附加值为目标 IBM公司在解释什么是技术创新时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创新=发明+市场价值。换言之，技术创新不是一个研发活动，而是一个经济活动，研发只是创新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国际创新理论和经验表明，研发靠近市场、靠近产业才能获得成功。 笔者曾经调研的我国中小企业板的一家制药企业，委托专家做研发，但拿来的成果却是“原料比产品还要贵”的所谓成果。尽管专家发表了学术文章，但对企业来说，这种技术创新毫无用处白白浪费资金。事实上，不能把技术变成钱，就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 在我国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进程中，急需技术创新支撑。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也体现在传统产业发展中。对技术创新来说，要能够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要的不是选择做电脑产业还是做圆珠笔产业，而是选择做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环节。做电脑如果只是组装，依然没有意义；做圆珠笔如果做笔头、墨水，却是很有价值。明确技术创新的经济属性，有助于明确技术创新的方向，关键是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获得高附加值。 三、以企业为牵头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避免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被结合” 产业共性技术，出发点和立足点还是产业，是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在推动产业共性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