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津租界地置地当寓公.docVIP

到天津租界地置地当寓公，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野政客们一件颇为时髦的事情。之所以选在天津，一来租界地里安全，甭管谁上台，都不会跑到租界地里找麻烦；二来天津离着政治大舞台北京近，前台无论发生什么事，后院立刻知道，可进可退，十分方便。 在天津的租界里，那些民国时期的总理、总长，还有北洋时期的各省督军及早年声名显赫的遗老遗少、官僚买办比比皆是，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几乎走过一个大院子就能说出一个人名，溥仪、那桐、袁世凯、冯国璋、唐绍仪、张勋、孙传芳…… 随便拎出来一个，就是军政界的大腕。如此多的大人物集中在一座城市的某一狭窄地域内，这似乎只有天津卫才有这般的“荣幸”。 今天当人们从高楼林立的天津窥到那一百年前的津门旧影，偶然经过那些镶着白色玉石文物标牌的熟悉建筑，往往会恍然一惊，这些带着异国风情旧建筑的老主人，正是那些曾在租界地盖楼娶妾颐养天年，抑或是今朝当总统明日当寓公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界风云人物，为途经的人们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日心情…… “寓公”一词，古已有之。据《辞源》解释，寓公系指失去领地寄寓他国的诸侯而言，后来也泛指寄居他乡的官吏身份之人。 　　清末，天津成为距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就达四十万。升迁无望的失宠大臣，在京城不敢张扬不义之财的王爷，观望宫廷变化的下野官吏，统统跑到天津这块风水宝地来，置房子买地做买卖都能发财。及至近代，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封建皇室、贵族、重臣顿时失去权势，被称为遗老遗少，成为被时代抛弃的落伍者；民国建立以后，北洋军事集团攫取了政权，政局动荡不安，派系纷争乃至穷兵黩武，权柄频频易手，军阀、政客忽而上台忽而下野，政坛人事朝夕嬗变。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一批批所谓寓公的特殊人物，他们栖身于租界，托庇于外国势力之下。天津距政治中心北京，近在咫尺，又是外国租界最多的繁华都市，很自然地成为了寓公云集之地。 天津到底有多少寓公？ 　　就清朝遗老遗少来说，地位最显赫的莫过于逊帝溥仪。其他贵胄人物如溥仪的父亲载沣、庆亲王载振，以及满汉臣僚载涛、那桐、铁良、荣庆、李淮、张鸣岐、马玉昆乃至太监小德张等等，都在天津筑有安乐窝。 北洋政府的许多要员，还在台上掌权的时候便在天津安置了私宅，以为退身之路。北洋政府的五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在天津租界都有奢华的宅邸。北洋政府时期的32届内阁，有三分之一的总理，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高凌霨、潘复等，都曾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设有公馆。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曹汝霖、王揖唐、王克敏、曾毓隽、段芝贵、鲍贵卿、陆锦、刘冠雄、吴毓麟、吴光新……至于下野的督军、督办、巡阅使和省长一类的人物也是多不胜数，如张勋、倪嗣冲、孙传芳、王占元、陈光远、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作相……等而次之，寓居天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夸张一点说，多如过江之鲫。有人曾做过估计，天津租界里的寓公先后不下500人之多。他们形成了天津社会一种潜在势力，让天津成为了一个酝酿政治风云的“大后台”。 溥仪 　　溥仪这位末代皇帝在天津度过了6年的寓公生活，这6年在天津，溥仪逛街、吃西餐、看电影却依旧做着他的复辟大清王朝的美梦；在天津，文绣一场轰轰烈烈的“妃革命”，让溥仪丢尽了面子；在天津，溥仪在日本人的阴谋下出逃东北…… 　　张园和静园，津门宅邸，要不是因为溥仪先后在此落脚，这里也只是“津门宅邸”。 　　在天津隐居于日租界静园的溥仪并没有真的安心世外，表面上他只是闲娱在吃喝玩乐之间，对外除了遗老旧臣外一律不见客。然而，在这7年间，日本人牢牢地控制着溥仪，并在他的身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清朝遗老遗少们也向溥仪灌输借用日本人的力量来复辟的思想，而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则希望日本人加速对中国的干涉，趁此大捞一把。就这样，日本人想找个傀儡作为侵略中国的遮羞布，于是就想到了溥仪；溥仪等复辟派们想要达到复辟的目的，也想借用日本人的力量，于是二者就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了。 　　就在静园被日本人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溥仪没有想到，他冷落多时的妃子文绣也来给他“添乱”。1922年12 月1日，北京的老百姓有幸目睹了统治中国300多年的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但是，人们并没有想到，9年后，文绣就在天津闹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妃革命”，与溥仪正式离婚。 　　文绣不愿做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她向往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然而，她这一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没落的帝王之家，却根本得不到满足。文绣曾经痛苦地几次自杀未遂，然而，就在文绣寻死不成，终日以泪洗面、度日如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