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影响.PDFVIP

儒学对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影响 娜日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 摘要：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元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深受其影响。可以 说，民族文化的积淀与儒家传统思想铸就了作家的人格品性。他们将关注现实的热情、积极进取的精神融入到 了作品之中。 关键词：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儒学 中图分类号码：I207.9 文献标示码：A 元代蒙古族作家大多师从于名士硕儒，长期居住在蒙汉杂居的都市，有的甚至自幼长于汉地。 因此可以说，民族文化的积淀与儒家传统的思想铸就了他们的人格品性。蒙古族作家接受了儒学 中积极的因素，并将儒家“兼善天下”、“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另外，就纵 向角度讲，师法儒家之进取精神也是蒙古族作家继承儒学传统文学观的表现形式。思想家孟子曾 提出“以意逆志”的诠释古代典籍的原则，其要义是指在理解古代典籍时，可以以己之意随意领 会作者的志趣倾向，掌握作品的精神实质。我们都知道，只有从内心深处出发的、不停留于外在 形式的作品才算好的作品。《诗经》、《楚辞》、《杜诗》都是儒家诗学经典，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 歌呈现着深刻的人民性，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关心政治、为忧国忧民思想深深浸透在其作 品之中。“影响并不限定在个别的细节、意象、借用甚或出源等问题上，虽然他可以包括它们，而 是通过艺术创作呈现出某种渗透，某种有机的融合。”[1]元代蒙古族作家正是将这种以天下为己 任的大同精神渗透到作品之中，并将其化解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忠君报国的意识，深刻的人民性 体现在作品之中。元代蒙古族作家师法古人精神表现出其一般性特点。他们的汉文创作既有咏史、 咏物诗，又有描写自然风情和人民生活的诗，也有政治诗，可谓是形式多样，体裁丰富。任何民 族、任何时代，只要是进步的作品，所传达的精神就是一致的，那就是对国家社稷的关注。另外， 元代蒙古族作家的师法古人精神又表现出其特殊性。也就是使用非本民族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儒经中的《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古人的文学创作精神是基于儒家思想的，诗人对 国家社稷的关注恰恰又是儒学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宗唐复古”是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继续，那么 继承古人精神也是继承儒学思想的体现。元代蒙古族作家是如何将这种精神带到汉文创作中去的 呢？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一、人民性的体现 以民为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孔子的“惠民”、“安百姓”，以及孟子的“民 贵君轻”，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民本主义传统。在儒家文化各个时期的发展中一以贯之。从“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位卑未敢记忧国” 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4]，为民担忧始终是儒家所追求的内在精神实质，它具有协调和稳 定社会伦理秩序的功能。人性的完善或人的道德完成，也需要这种精神的实践。忧国爱民是对 全社会提出的公德要求。也是历代儒者所遵奉的行为准则，它是儒家“仁者爱人”、“泛爱众”、 “安百姓”的具体表现。 元代蒙古族作家的诗作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性。萨都剌是元代著名诗词名家之一。其作品虽 以宫词而著名，但其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作在同代人的作品中实属罕见。他“登科第、入宦海、 虽官仅八品，屈居下尊，然而他汲取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之精神，关注国家之兴衰， 1 纲纪之立废，理存道义而陈实事，讽喻是非而咏篇章。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儒家学说的影响铸就 了他的人格品性，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异于同时代作家的个性特征。”[2]而其作品所体现的民 本精神正是这种个性特征的体现。萨都剌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他的爱民思想是以怨刺、 咏物、征役诗的形式体现的。 萨都剌的咏物诗，浸透着深厚的人民感情。这些诗借物咏寓，以小喻大，表现了一代作家 对时局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 如萨都剌的《雨伞》： 天如轮，合如束，剪纸调膏护秋竹。 日中荷叶影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