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诚信观念.PDF

《左传》中的诚信观念 刘志基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 ） 摘要：本文通过对《左传》中关于诚信观念记载的穷尽爬梳分析，论证了许慎“人言为信”的“信”字说解的合理 性：“信”的概念在《左传》中的提出，总有“人言”作为背景或照应；言而当信的观念在《左传》时代不但非常流 行，而且绝对主流；人言当信的观念在《左传》时代有其深刻的社会维系机制;言而有信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信; 人言为信; 左传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说文解字·叙》以“人言为信”作为“会意”一书的例证之一，当今学者多非之。有人认为 “信”应当从“人”“言”声，也有人认为是从“言”“人”声。但不管怎样，“信”字并非会意字 而为形声字。笔者以为，这个意见值得商榷。 人们之所以要否定“信”为形声字，是因为“在上古文字里，这种……完全依靠会合偏旁字义 来表意的字，是非常少见的” [1]，或者说“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 看出它的意义的”[2] 。笔者以为，在判断“信”字的结构理据时，我们不应忽略这样两个事实：首 先，所谓“象意”（即会合偏旁的形象而表意）与所谓“会意”（以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意）往往并 无绝对界限，具体到古文字“信”来说，“人”、“言”也有鲜明的形象，视之为“象意”似无不可； 其次，“人”、“言”构形的“信”字并不见于殷周，而是迟至战国才问世的，所以它并非严格意义 上的“上古文字”。笔者以为，要判断“信”的结构类型，当以其造字之际人们的观念意识为主要 依据。 《左传》所记史实为春秋时代，成书时间为战国初年，在时间上与“信”字（以“人”、“言” 构形之“信”）的造成相吻合，从中探求“信”字发生之际人们关于“信”观念意识显然是再恰当 不过的了。于是，笔者对《左传》中关于“信”的记载进行了穷尽性的调查分析，其结果足以证明 “人言为信”的会意之说完全可信。 《左传》中关于“信”的直接记载计有24 条（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这些记载，从不同视 角证明“人言为信”确为《左传》时代得到普遍认同的观念意识。 第一，“信”的提出，总有“人言”作为背景或照应。其中最典型者或可推《成公十六年》所 载之事：只因为以往会面时曾向对方说过一句夸耀本方军队勇武的言辞，晋国栾鍼竟然坚持要在你 死我活的战场之上作出“摄饮”于敌手的举动，以为非如此就“不可谓信”，而晋侯也居然慨然应 允，可见“人言”与“信”确实互为表里。此事后来又成为成语“好整以暇”的出典而流传千古， 足见这里透示出来的文化观念长期为人所认同。其他如《襄公二十七年》记伯州犁谏楚令尹子木欲 衷甲而盟所言“言以出信”之语，《哀公十二年》记子贡答吴寻盟请求时所言“盟所以周信也…… 言以结之……”之语，《哀公十四年》记小邾射“使季路要我”的请求，《哀公十六年》记叶公所言 “复言，非信”之语等等，都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人言”与“信”的密切关系。 当然，“人言”与“信”的这种关系在《左传》的记载中有时是以某种变异的形式出现的。取 代“言”而与“信”发生关联的一则为“盟会”，一则为“告神”。 关于盟会，《桓公十二年》所记鲁因宋盟而无信伐宋，君子则有“苟信不继，盟无益也”的评 论；《僖公七年》所记管仲谏齐桓公勿以盟会为不信；《襄公三十年》所记诸侯会谋归宋财既而无归， 君子则有“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之讥；《昭公二十年》所记宋公与华氏盟而互质其子以为信等等， 皆足以证明它与“信”的密切关系。然而，“盟会”的核心内容不过是“誓约”，而所谓“誓约”， 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人言”，所以“言”在《左传》中又义同于“盟誓”。《哀公十四年》记：宋 桓公召向巢伐其弟向魋，向巢拜不能起，司马曰：“君与之言。”此中之“言”，即指“盟誓”。 关于告神，《庄公十年》记鲁庄公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襄公十四年》记定姜 责卫献公“不可诬也”之语；《昭公二十年》记晏子谏齐侯“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 是矫诬也”之语；《哀公十二年》记子贡“盟所以周信也……明神以要之”之说等，皆可证其与“信” [3] 联系。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信”与“告神”之事的关联，才有“诬”这一概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