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音乐文物资料的梳理与探讨.doc

湖北音乐文物资料的梳理与探讨 湖北音乐文物资料的梳理与探讨 随着20世纪因考古学而产生的音乐考古学的诞生与兴起，音乐文物逐渐在书写音乐史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改变了我们对音乐史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让以文献史料为主的传统研究方式的音乐史学研究再次焕发了生机。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参照《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考古》《考古学报》等相关期刊杂志，立足于2013年以前湖北地区即目前行政区划中湖北省境内的区域发掘出土及部分传世的相关音乐文物，通过资料梳理，对该地区出土音乐文物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对湖北的地区音乐历史有新发现、新认识。 　　一、湖北地区已知音乐文物 　　湖北省位于我国的中部地区，长江流经之地。它北接河南省，东连安徽省，东南与江西省相接，南邻湖南省，西靠重庆市，西北与陕西省交界。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成为了该地区发展的重要优势。它处在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承西、北、东三面山脉环绕、中间为千里江汉平原的多样化地貌，从而孕育了八方来风混融、多种文化并存且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就是这样丰富的地理地貌孕育了人类早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也正是人类早期活动的积累为之后兴于此地的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据笔者的最新调查显示，截止至2013年，湖北地区已知音乐文物约有800余件。其中除去23件为失去考古地层学背景的传世音乐文物外，其它均为考古发现所得，其年代上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除明确定性为夏王朝时期的音乐文物尚未发现以外，其它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文物几乎均有所见，数量之丰富、范围之广布于全国而言也实属罕见，因此对于其相关的研究活动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需要说明的是，湖北地区已知音乐文物800余件的数据，基本上是按照《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学术界现行惯例进行统计获得的结果。即现行惯例在统计编钟编磬时，往往不是按套计算而是以一套中的各件分别统计，而对其它类别的乐器，则往往以一个完整的个体来对待，如一只排箫共有十三根箫管，就作为一件乐器来进行统计。 　　二、已知音乐文物的整理（一）时间属性 　　800余件音乐文物按时间属性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各历史时期音乐文物因其社会历史状况的不同在数量以及具体音乐文物的制作和使用上都呈现出各自时期的特点，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空间属性 　　湖北地区已知的800余件出土音乐文物中，根据当时的考古材料来看，有着明确出土地信息的有五百余件。从目前湖北省内的地域来看，以长江和汉江为界，大致可划分为西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地区。各地区因地理、地域环境的差异，从其出土的音乐文物类型在数量上显现出各自的特点，大概情况如下表所示： 　　（三）题材及质地 　　800余件湖北地区音乐文物所反映的音乐信息是多角度的，所涉及的题材，所表现的内容也十分多样与丰富。湖北地区几个大墓的出土，让人们对当时乐队规模及乐器的组合情况的了解有了可供参考的具体例证，基本情况如下表： 　　另外，出土的音乐形象类资料所体现的音乐场景则更为丰富。江陵马山1号墓舞文锦、江陵凤凰山53号墓乐舞纹梳、黄釉乐舞胡人扁瓷壶、当阳半月1号墓乐舞百戏画像砖、枝江姚家港乐舞百戏画像砖、3件彩绘女舞俑都从不同层面上共同反映出了我国古代人类音乐生活中的歌舞场面。出土的九宫山戏文杂技图石刻、咸丰唐崖土司城戏文图石刻以及所属年代为宋的魂瓶上的立体塑像等音乐文物，对我国古代人类的戏曲音乐生活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描绘。值得注意的是，在笔者根据学术界现行惯例统计的这800余件音乐文物中虽未将乐器铭文、墨书等纳入到统计数据之中，但这些信息在我们进行音乐史的研究上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不容小觑的。 　　这些湖北地区出土的各时期的音乐文物按制作材料可将其划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大类，即西周早期就确立的所谓八音的分类方式。若从其功能的角度，则又可将其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大类。随着明器在墓葬中作为实用器的补充与替代地位的加重，其中所体现出的当时人对于死亡的观念可略见一斑。 　　三、初步研究的认识 　　（一）历史分期 　　根据时间属性笔者已经将目前已知湖北音乐文物划分为了四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唐时期以及宋元明清时期。根据已统计的音乐文物的数量来看，新石器时代共出土音乐文物55件，均为陶质响器；商周时期则出土了563件音乐文物，在种类上更加多样，题材上更为丰富，质地上则多为金石类乐器；汉唐时期共出土67件音乐文物，以俑像类居多；属于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文物共有118件，较前一时期在金石类乐器上有所增加，且有一定数量的传世品。 　　从以上笔者统计的湖北地区音乐文物来看，其在年代上几乎贯穿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整个时期，虽然在与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