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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摘 要：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关键词：管理者权利；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4-0045-12；中图分类号：F275.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二者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代理成本，而设立能够对管理者产生约束和激励的契约则有利于减小代理成本。最优契约论认为，与公司业绩紧密挂钩的薪酬契约是解决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路径之一（Jensen Meckling，1976）。[1]现有关于高管薪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是否采用业绩敏感性薪酬（Jensen Murphy，1990；张俊瑞，2003）[2][3]、信息透明度与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系（王俊秋和张奇峰，2009）[4]、薪酬业绩敏感性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等（肖继辉，2004；周嘉南，2006）[5][6]，也开始探讨产品市场竞争（刘志强，2015）和负债期限结构（孙宋芝，2015）[7][8]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随着安然、世通等公司丑闻的曝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掀起了学者的研究浪潮（刘新民、张莹和王磊，2014；张娟和黄世忠，2014；周晓苏、陈沉和王磊，2016）[9][10][11]，我国平安总裁天价薪酬与零薪酬等案例的频频出现也引发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深思。中国上市公司薪酬体系建设过程中，多数企业已经建立基于业绩的薪酬制度，但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使得薪酬契约在实践中难免受到管理者的影响和控制（Bebchuk， Fried and Walker，2002）。[12]如果薪酬与业绩息息相关，盈余管理是否会影响管理者薪酬以及薪酬与业绩之间的相关性，是不是利用管理者在位权利对薪酬契约的影响来实现的？现有文献习惯将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称为薪酬业绩敏感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减小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朱星文等，2008；权小锋等，2010）[13][14]，但尚未探讨过内部控制对这一影响的治理作用 根据COSO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是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可靠，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一种制度安排① ①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2年。 。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及经营活动有效方面，内部控制已发挥了相应的治理作用，那么，内部控制能否减少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等自利行为的机会，约束管理者权利，进而保证薪酬制度有效实现呢？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出发点，检验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的隐蔽性盈余管理是否会对薪酬业绩敏感性造成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对这一影响的治理效果。具体说来，文章主要探讨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是否具有不同影响，内部控制的治理作用是否具有差异。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度探讨，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纳入到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机制当中，探讨内部控制能否减少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第二，考虑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可能具有不同效应，将盈余管理分为调增盈余和调减盈余，检验两种类型的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相应的治理作用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以及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描述性统计与回归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最后是文章结论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盈余管理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 两权分离后，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了使管理者与所有人利益趋于一致，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应采用“业绩性薪酬”对管理者进行激励（Jensen Murphy，1990；Sloan，1992；Bebchuk Fried，2002；Firth et al.，2006；李增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