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幻灭我们该何去何从(刘滴川著).docVIP

寓言幻灭，我们该何去何从 ——“古今之辩”与跨媒介的艺术新语言 刘滴川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住着九位美丽的少女，她们是宙斯的女儿，分别掌管着诗歌、戏剧、音乐、舞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艺术就与寓言结下了不解之缘。寓言成为了艺术永恒的主题，而艺术也成为了寓言最唯美的诠释。二十余年前，作家高晓声在他《七九小说集》的自序里曾写下这样一个寓言。 有四个人来到一个渡口求摆渡人带自己渡河，他们分别是：有权的，有钱的，大力士和作家。摆渡人要求他们把最宝贵的东西分给自己作为酬劳。有权的许诺为他谋一份肥差，有钱的愿给他大笔银子，大力士挥舞拳头以示威胁，只有作家拿不出东西。 结果，摆渡人载上那三个人渡河去了。 天黑了，夜深了。作家坐在岸边，又冷又饿，仰天长叹。这个时候，摆渡人回来了并答应带他渡河。作家不解，摆渡人告诉他他已经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与他分享了，这就是他的真情实感。 作家恍然大悟。 摆渡人把作家渡过河后拿着银子跟着有权的走了。然而，作家却没有回去，因为渡口没有了摆渡人。作家做了摆渡人，他不再做作家了，因为他觉得作家和摆渡人是一样的，都是把人渡到对岸去。 ? 像所有经典、老套的故事一样，它隐去了那个寓言标志性的时间状语——“在很久很久以前”。正如故事所呈现的，从此以前的很多年，我们可以清晰地回答艺术的社会功能，并且以赋予时代感的社会道德规范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品价值的传播，实现艺术作为文化和思维载体的认知、审美和美育的历史实践：从而审美激情地创作，理直气壮地生活。可如今，面对错综复杂、爱恨交加的当代文化存在和无处不在的新媒体，躺在寓言废墟里的艺术家和艺评人或许从来也不曾像今天一样面对如此之多而又千头万绪的困惑与疑问。 ?无可厚非，对艺术的怀疑源自艺术赖以生存和传播的文化生态。移动电话、Wi-Fi、GPS卫星定位、电子商务、国际流动资本、国际快递、微博客、全球金融危机……信息载体的革命捆绑国际金融和国际物流冲破了信息跨文化传播的壁垒，以金融资本为纽带的科技、文化一体化浪潮将原本支离破碎的多元文化圈紧紧地粘贴在了一起，相与唯一，荣辱与共。正如润物无声的春雨，从未有过清晰明确的界限，中国主流艺术就已经背离了以“至善至美”为纲的传唱千年的线性时间观，猝不及防地闯进了后现代的时间空间化的“当代”语境。 在当代语境下，审美与实用、高雅与低俗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打破，艺术走进了生活并推进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以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终端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将原本集中于传统媒体中的话语权通过博客、微博等等新平台得以还原，从而将新文化启蒙的圣火引向了艺术的祭坛。文化越来越难于被垄断和管理，从此不再“曲高和寡”。新工具、新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为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和思考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并且反抗、瓦解着现代艺术本体论和人对外在世界、自我心理的固有认知。不过这成为了一柄双刃剑。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语境转换，也是文化艺术由权威经典向非权威非经典、反权威反经典的转换，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艺术创作沦为了艺术生产，消费化、欲望化、隐私化、暧昧化的语言迅速占领了“红色写作”退去留下的空白。艺术也由此开始了从精英审美向生活实用的流亡。 与之伴随的是非理性的思维结构和市场化、产业化的存在方式。艺术品从庙堂之高被卖到寻常百姓家，缩短了精英与大众间的审美距离，进而以设计的名义理直气壮地成为了众多消费品中的一员。皮亚特装饰画、爱西格装饰蜡、吉特达木人……IKEA家居以其简约、廉价的工业设计操纵着全世界家庭的家居。当我们意识到美国人用麦当劳消解着全世界的本土饮食文化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落入了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种族和本土文化的弥天大网中。这便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大众文化作品若不同时具有或隐或显的乌托邦性质，就不可能具有意识形态性；除非这些作品提供些许真实的内容作为幻想，专门讨好行将被操纵的公众，否则他们就无法进行操纵。”艺术家变成了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设计者，艺术语言在市场规则的铁腕下扭曲失语，艺术品成为了“程式”、“套路”的俘虏。比如提到牛仔，你会自然而然地想到19世纪的美国，牛仔帽、骏马和六响枪，重建法律与秩序，美丽的乡村女教师……从“007”系列、到“哈里·波特”系列，“一部在老套路中显现出了新的洞察力的辉煌电影作品的出现，往往再度引发人们对于类型电影的再度期待”，然而，这种程式“通常无法表达美学品质，因为普通程式本身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这又是一种流放，它遵循着经济学的格雷辛法则，这是大众文化对精英审美的流放，我们迷失了艺术家和诗人悲天悯人的高贵气质，甚至沦丧了作为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深度思考与责任良知。面对高效、便捷、廉价的大众文化我们习惯了嫣然一笑，习惯了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现代化。 然而，我们日思夜想的现代化究竟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