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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行政问责制路径探讨 【摘 要】 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其重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制在逐步的规范化，制度化，但是要想使行政问责在提高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塑造政府形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文章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构建中国特色行政问责制的路径提出一些构想：问责主体的多元化；问责事由的具体化；问责程序的规范化；问责文化的传统化。不断增加人大，信访,以及传统监察等符合国情的中国问责元素，使行政问责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关键词】 中国特色；行政问责制；民意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行使权力和承担相应责任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权力的行使者违反法律法规、违背民意，就必然要追究责任。总体上，我国行政问责在逐渐制度化、规范化，一些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具体办法和规定，无论是问责理论、制度、还是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都只是简单的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行政问责经验。要想使行政问责行之有效，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通过对问责主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问责文化的优化健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 一、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问责主体”是指“由谁来问责”。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大多比较完善，不同国家问责形式也是多样化，总体上来说西方国家的问责主体有两个，一个是政党问责，另一个是大众传媒的监督。由于西方国家采取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政党为了维护各自利益不择手段寻找对手的负面言行，甚至不惜攻击对手，无形中政党问责成为很有力的武器，促进了政府的廉洁高效；同时西方发达的新闻媒体系统，在行政问责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上,其他问责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当前,我国应建立以民意和舆论监督为基础,以国家权力机关为主导,民主党派、社团组织、公共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的异体问责体系。 首先，强化人大问责的主导作用。在我国，政府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对人大负责，这就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组成人员积极履行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责任。行政问责必须以人大为主导，我们应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比如特定的调查、质询、罢免、投不信任票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通过人大的主导作用，使问责工作全面铺开。 其次，坚持党在问责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共产党必须是问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执政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如果存在滥用权力或因权力运行不当造成了公共利益或民众利益的受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政府管理中、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不断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特别是政府外党的系统对政府内党员的问责，不仅会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更会起到领导示范作用，保证多元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必须以共产党为多元主体行政问责的领导核心。 再次，提高专家问责的指导作用。专家评价法是出现较早且应用较广的一种评价方法。它是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以打分等方式做出定量评价，其结果具有数理统计特性，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在缺乏足够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定量估计。在行政问责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引入专家评审机制。专家评审团可以对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作出的政策项目进行评审，如果行政主体执意执行专家认为错误的政策项目，专家可以提出问责，以防止重大决策失误；专家可以对政策、项目的实行情况进行评审，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质询；专家可以对问责结果提供参考意见等等。 最后，扩大民意问责的导向作用。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思想,他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在当代民意监督,要大力发展政府电子政务，实现政府工作的阳光服务，建设透明政府；强化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对执政党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完善其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充分发挥其协商民主的功能；要加强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要提高互联网问责水平，建立一套完善的网民问责程序，推进网络实名制建设，规范公众的问责诉求；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鼓励民众举报干部问题，调动人民群众参与问责的积极性，同时还要保护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只有公民的参与才可以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透明度、回应性、有效性，才能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良性发展。 建立与健全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对行政主体进行立体的监督，为最终提高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