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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着装也是教育环境 王 萍2013.1 我们老师劳动的示范性决定了老师的穿着打扮也是一种课程。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我们老师的穿着打扮着实在影响着我们的学生。 我想，要弄清“老师该怎样着装？”一个首要的问题恐怕是“教师该为谁着装？”或者说“衣为谁容”。穿衣打扮首先是为自己而美、为悦己者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职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年代，一个人如何穿着，又不完全是私生活范畴的事情，也有其社会性的一面，也就是说，人们的衣着，既要为个人，也要是为他人，为社会，将其作为展示社会形象、沟通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文化载体。既然生活本身就是社会化的，穿衣自然少不了社会性要求。把着装的规范性、社会性视为“干涉个人自由”，并不符合事实。任何时候，得体的装束都是一个人赢得社会尊重、人际交往和谐的必备内容。 就教师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衣服其实也是给学生穿的、为教育而容的。而且从教师为人师表的特殊职业特点来看，这一点更加明显。为人师表根本上是就内在的品格魅力、素质素养而言的，但服饰、仪态显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所谓言传身教，穿什么衣服，化什么妆，也是一种语言、也是“身”的一部分，同样负担着传与教的神圣使命。如果老师们穿戴得过于时尚、前卫，这种传教效果想来不会很妙，还会对一般的教学内容造成干扰。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人说“教师着装也是教育环境”的道理所在。 着装与教师良好形象的建立 一、着装与教师的自我形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形象，如有的人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英雄豪杰，有的人希望自己是个风流小生，有的人希望自己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有的人则追求企业家的气派等等。虽然这些理想形象的获得，首先取决于自身的条件，如气质、形体、年龄、相貌、言行等，但服饰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俗话说，人靠衣马靠鞍。服装是一种最重要的物体语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不感到服装的魅力。 教师作为大千世界中的一员，当然希望自己有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随着物质生活和审美情趣的现代化，不少教师的衣着打扮具有较强的整体效果意识，颜色或漂亮大方，或柔和自然，款式既新颖别致而又不流于俗气。这种和谐的着装不仅给人以美好的印象，同时也使着装者本人产生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积极心态。因此，他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充满激情，精力充沛，并能充分发挥工作中的独创精神。 二、着装与教师的社会公众形象 从历史上教师的地位来看，中国教师的社会公众形象并非尽如人意。②虽然儒家曾把教师的地位抬得很高，荀子把教师纳入了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统治阶级把所有的教师都看得如此尊贵崇高。在统治阶级内部，尊师重道者只是少数，受尊敬的教师主要是“名师”，其中又多为天子之师和一代宗师。统治阶级“尊师” 是为了“重道”，对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名儒”、“经师”许以高官厚禄、给予尊重；而广大的塾师、蒙师的社会地位却极为低下，生活极为贫困。韩愈作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员，在《师说》中虽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在他心目中的教师是指成人之师，而非童子之师。他说，童子之师，不过是只能识文断句的教书匠，没有多大才学，算不得真正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他把童子之师排除在教师之外，可见他是轻视基础教育的。在元代，曾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把教师排在了行九的位置上，连妓都不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很低下，在1948年《教师节杂志》中有这样的叙述：“中小学教员的收入早已比不上一个普通的苦力”，“为生活所迫的中小学教员，不得不厚着脸皮自己开口自己伸手，向学生要尊师费，到必要时也不得不像难民一样结队到主管官署或民意机关去请愿，甚至露宿街头，犹如乞丐”。陶行知先生曾这样描写过教师的生活：“人家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整天给人管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教师不仅生活上没有保障，而且随时有遭失业和迫害的危险。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教师同劳动人民一起彻底摆脱了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然而，在“十年浩劫”期间，人们的灵魂被扭曲，教师又重新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和迫害。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在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患短视症的人们看不到教育的间接的物质产品输出，也就是说不把教育作为生产力看待。于是教师便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待遇。经济是基础，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公众形象就建立在这种塌陷地基础之上。 那么，如何改变教师社会公众形象的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呢？除国家、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决策外，作为新时期的教师，是否也应针对自身存在的缺憾而努力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曾就“教师着装是否重要”展开过讨论。一名叫戴维德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