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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 葛兆光 2015-11-20?新朋友点这里：?中国好学者 说明：我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思想史著作选读”这门课的最后，讲了一次有关书评与综述的写法。现在这份讲课记录，就是在我的讲义基础上，稍稍做了一些整理和修订而成的。前些日子，我曾把它传给一些朋友，请他们指教和批评，有的朋友说，这篇讨论书评和综述的讲课记录，对年轻的博士生们还有参考价值，因此，我把它交刊物发表，希望读者给我指正。要和博士生评”？ 之所以要讨论“学术书评”这个话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作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其实，写好学术书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 第一，这首先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我曾在清华老图书馆看到陈寅恪的学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陈寅恪先生在前面评语中说，“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可现在，有一些学位论文，由于缺乏这一部分，读者包括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根本无法知道，作者是否超越了其他人的研究，或者是否抄袭了其他人的研究，也不能正确地作出对论文的评价。如果作者抄袭了，也许可以一时蒙混过关，但终究是在学术道德上有所欠缺。 第二，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提供有关的丰富的学术史资料，使人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变化轨迹与现状，这才能够凸显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所在。比如研究清代学术史，就需要交代从梁启超、胡适、钱穆一直到余英时、艾尔曼的研究，说明这一百年中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何以形成侧重外在背景与偏向内在理路的两个典型，即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所总结的“理学反动说”与“每转益进说”，然后再讨论余英时重视“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和艾尔曼提倡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你的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究竟有什么“创新”的意义。 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先来谈学术书评的意义。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篇讨论书评的文章：张玉法先生的《如何评论一部史学论著》。张玉法先生是历史学界都熟悉的前辈，他是近代史的专家，也曾是“中研院”的院士。这篇文章前面很郑重地说明，它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R.K.Webb）的讲义写的。威卜说到，评论一本书，应当有几个标准：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有的人连这本书写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评论，这不是写书评，最多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所以威卜强调你要搞清楚，这本书特别的论题是什么？有没有新发现？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是否它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有没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在书前面是否告诉了前面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要考验你对这一行的资料、研究的熟悉程度了。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要了解这些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引出相反的结论，这些资料是否经过考证和选择，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就是评论它的文体和文笔，有没有吸引力。 所以，张玉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标准，“不是乱捧一阵，就是胡骂一番，使学术界没有一个是非”，他说得很严重：“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