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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邦芬：“减负”误区及我国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朱邦芬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发表时间：2016-06-27 09:07:33 关键字:?科学减负高考高等教育科学素养物理教育 当前，我国教育面临两个凸显问题：一是学校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即朝野均关心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另一是我国中小学生（甚至一部分幼儿园娃娃）负担太重。对此，我们的教育部门采取了很多针对性措施。对于培养一流人才，教育部门推出了各种英才培养计划、自主招生措施；而对于减轻学生负担，其基本思路则是精简学生所要学习课程的内容、降低课程要求、改革考试内容和方式，等等。本文将不涉及一流人才培养问题，而集中讨论教育部门所采取的减负措施，以及它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影响。 自从1988年原国家教委（教育部前身）《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文件颁布以来，将近30年间，教育领导部门推出了许多减负的举措，如中学的文理分科、严禁各种节假日补课、实施中学各门课程的新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直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以为，降低了课程课业要求之后，学生会有较多的时间去全面发展，既减轻了学生负担，又提高了综合素质。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事实：随着学校授课内容中很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一降再降、招生考试越来越简单、平均分数越来越高，我国中小学生的负担至今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重。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前“加负”。学生在“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愈演愈烈、愈来愈早。从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演变到进入名牌初中的竞争，再提早到进入好小学的出招，甚至到优质幼儿园的报考，“学区房”的天价记录一再刷新，便是一个佐证。 （二）学生每天实际花在学习上的总时间没有减少，尽管课内学时有所降低。随着很多学校明令禁止补课，不留或少留作业，众多培训机构和中介公司纷纷介入教育行业。这不但导致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增加和学生学习负担的增加，而且使得社会阶层更加提早固化。 （三）随着课程难度和挑战度的下降，随着高考的区分度缩小而对创造性较强的学生不利，学生高分获得的路径更加依赖于学生的细心、记忆力和勤奋程度，为此学生大量时间耗费在“刷题”上，即反复做各种类型的模拟性试题直至熟练，更多的“死记硬背”。特别是高三整整一年的复习和模拟考试，使得不少真心喜欢科学、有天分的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都消磨殆尽，由此产生的厌学情绪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到大学生、研究生、甚至研究人员，这对我国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现在，到了我们必须对“减负”教育政策作一番回顾、分析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首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现状，包括它的长处和短处。杨振宁先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钱颖一教授和我曾多次探讨过中国教育问题。杨先生多次指出，中国教育对于70-80分的学生比较合适，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不合适。对于60分以下的学生是否合适？杨先生没有说，依我看来，也不太合适，学得太累了自信心又很受打击，也许比美国放羊式教育稍好一点。 钱教授在演讲中用两个均值、两个标准差的统计学术语来评价中国教育。他指出，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均值”比较高而“标准差”小；而在人的基本素养、道德价值观等方面则呈现“均值低”和“标准差大”的特点[1]。确实如此。譬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和进行的15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评价研究项目，每三年一届，将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2]。自2009年正式参加以来，上海中学生（每届5000-6000随机取样的中学生参加，程度参差不齐，来自上海150多个学校，包括农民工子弟学校）已接连两届获得数学、科学和阅读世界第一。这清楚表明，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但与“高均值”同时出现还有“标准差小”，也就是说，我国学生杰出人才比较稀缺，学得很差的人相对也较少。这种传授知识“均值高、标准差小”的现象与我们教育中的“大一统”和“一刀切”模式密切相关。 教育“一刀切”是把双刃剑：统一的标准使得学生都有机会接受比较扎实的基础教育，从而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而趋同式教育既造成许多学生负担较重，又十分不利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正如钱教授所指出，我国学生在人的基本素养、道德价值观等方面还呈现“均值低”和“标准差大”的特点。“均值低”是指人的素质的平均水平比较低，而“标准差大”表明，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其恶果已日益彰显。这方面教育的责任很大，但全归咎于教育也是荒谬的。 其次，在明白我国教育长处和短处的基础上，我们要对教育上削弱什么和增强什么进行研究。在我看来，解决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