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docVIP

对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2011级专门史研究生 罗文 一 儒学的发展和在汉代的确立与维护 儒学是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的主流思想。要想讨论魏晋时期儒学衰落，首先要弄清汉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建立原因和维护方式。进而研究魏晋时期这些原有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得到结论。 儒学是春秋时代的孔子所创立的思想派别。以“礼”“仁”作为其思想核心内容。所谓“克己复礼谓之仁”。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礼”即为君臣、父子、长幼、贵贱之间的秩序，符合了这种秩序则可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从儒学的宗旨上来说就包含着一种维护原有“秩序”的本意。这也是统治阶层能够接受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原因之一。但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儒学虽被历代弟子所发展和深化，却始终没有真正被统治者所利用。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同样属于“入世”之学，但其“治国”的教化作用更为突出，而法家则更侧重于“立法强兵”而“平天下”。儒学真正被统治者完全接受是在汉武帝时期，其维护“秩序”的思想被董仲舒所进一步发挥。 董仲舒对儒学的巨大贡献在于把儒学“秩序”的本意与社会思想 “天”的概念相结合，使这种“秩序”成为“天意”，并且将“仁政”“大一统”思想植于其中。将自然万物、社会发展的规律均附会于天，即：“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間。春生夏长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 既然世间万物都来自于天，受天的控制，进而提出人们的活动要顺天而听于君，君主的统治也来自于天而应顺应天道而行。武帝对董仲舒的观点十分赏识。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元光元年(前134)，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也就是说要通过儒学在政权内部建立一种规范的“统治秩序”，其重要条件是“思想秩序”。 儒学地位的巩固既需要政权的承认和确立，同时也需要一系列措施进行巩固。这种巩固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行察举制和建立太学。通过教育、考试、做官之间紧密的衔接关系来维护儒学。 太学的建立就是强化儒学地位的重要手段。按照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的说法，就是要教化人民，使其服从于国家的正统教化，以“仁”“礼”作为其教化核心内容，把其他言论扫除出去，并世代沿袭，这样就可以长久的维护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的统治地位也被巩固了。 察举制本身也起到了巩固儒学地位的作用。元光元年，武帝下令“岁举孝廉各一人”，并且规定了察举的主要标准为德行高节、学通修经、明习法令、刚毅多略。其中修经主要是指对儒学经典的精通。后来的察举科目中，贤良文学占据重要地位，罢黜百家后“学”的主要范围就是儒学经典。到了东汉前期的察举制度则更加偏重于儒生。通过入仕选拔的侧重来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 综上可知，儒学对于“秩序”的重视时期获得了统治者的关注和利用。董仲舒的新儒学将儒学与“天”的原始信仰相结合，论证了君主统治的合理性，被汉代统治者尊为正统思想。它的存在前提是“政治秩序的稳固”，以“思想秩序”来维护“政治秩序”，两者相互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察举制和太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教育、入仕两个方面来对读书人进行教化，以巩固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而巩固西汉的政治统治。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这些维护儒学地位的条件几乎都发生了剧变。 二 战乱和政权交替对儒学地位的影响 自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局部短暂统一和总体分裂对峙。西晋统一三国后迅速灭亡，北方被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所分割，司马睿在南方借助乔迁仕族的帮助建立了东晋政权，其外部与北方政权的对峙，内部面临仕族的权力分割，一直未建立起有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大一统更是不可完成的政治梦想。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正统政治思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以儒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割据中被削弱可以从当时官僚阶层的言论中得到论证。《晋书》王导传中记录了王导对于东汉到东晋时期战乱中对固有“秩序”损害的评论：“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惟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意思就是，东汉末年开始的武人政治时代，使得政治统治已经失去原有通过“礼仪秩序”而维持的“皇统”，而是以“干戈”取得政权并维护政权，“礼乐秩序”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经丧失了。进而可以推断，既然在战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