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的统计分析及标引问题研究.docVIP

基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的统计分析及标引问题研究 基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的统计分析及标引问题研究 《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中均明确规定应依据《中图分类法》（第4版）为期刊所刊的每篇论文标注分类号。并且当论文涉及多主题时，应标注对应的多个分类号，并将主分类号排至首位。 　　笔者选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所收录的4种音乐学术期刊《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和《音乐艺术》[2]所刊论文的分类号作为研究对象，但笔者在分析研究后发现，《音乐研究》和《中国音乐学》并未对所刊论文标注分类号，故最终选定其中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和《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的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 　　该统计结果有助于从侧面客观反映出刊物所刊论文的研究主题、主要内容及刊本自身的研究侧重。与此同时，笔者在调查后也发现，上述刊物所刊论文的分类号的标引质量欠佳，存在标引不全面、错分乱分以及未使用通用复分表等问题。笔者认为，标引质量欠佳无疑将直接影响到论文的查全率与查准率，应当引起标引人员的充分重视。 　　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标引统计分析 　　（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数量统计 　　调查结果显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的绝大部分译文、书评以及学术报道均未标注分类号，该刊2014-2015年间全部所刊论文未标注分类号的文章占据了全部文章的39.02%。 　　而《音乐艺术》2014-2015年两年所刊论文全都标注了分类号，其中标注一个分类号的文章占据全部文章的98.70%，标注双分类号的文章仅占全部论文数量的1.30%。两种刊物中标注3个及以上分类号的情况不存在。 　　（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类目分布情况统计[3] 　　由表3和表4可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和《音乐艺术》所刊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音乐理论和音乐技术理论与方法这两个领域，其余几个类目的研究成果普遍偏少，甚至没有。 　　（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子目分布情况统计 　　从表5和表6可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刊载数量最多的论文集中在音乐评论方面，其次刊载数量较多的有民族音乐研究、音乐史学研究和作曲理论研究，而涉及民族器乐理论和演奏法以及声乐理论的文章数量则非常少。《音乐艺术》载文类型最多的则是民族音乐研究，其中有大量文章都是关于民族音乐学（及音乐人类学）[5]方面的研究成果，其次，中国音乐史研究和音乐美学研究的文章也较多，而涉及作曲理论研究、民族器乐理论和研究法、声乐理论和钢琴理论与演奏法等相关主题的文章则较少。 　　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4-2015年所刊论文中图分类号标引问题及分析 　　（一）中图分类号标引不全 　　从表1、表2可知，上述两种刊物所刊论文采用双分类号的情况极为罕见，采用三个及以上分类号的情况根本不存在。但事实上，目前论文涉及多主题的情况很多，理应给出多个分类号以全面充分地揭示文章主题和内容。 　　举例说明：《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音乐生活与犹太文化联盟：上海犹太流散音乐家的故国经历（1933-1941）》[6]，该文仅标注了J607 民族音乐研究一个分类号以表明此文属于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但实际上，此文也对1933-1941年这一历史时期内纳粹统治下德国犹太音乐家所处的政治文化生活环境进行了介绍，因此应加上J609.516的分类号，表明此文还属于德国音乐史的研究范畴。又如《一位音乐人类学多远文化理念的实践大师论钱仁康宽广的研究领域、多元的学术理念、深厚的人文精神》[7]，文章只标注了J605 音乐评论与欣赏，虽然笔者认为标注J603 音乐工作者更为合适，但由于J605处的注释中明确指出评论或兼评音乐工作者等入此，因此标注J605也勉强可行。 　　但此文着重梳理与探讨了钱仁康先生在音乐人类学方面的理念和实践，故应增加J607 民族音乐研究这一分类号（注：J607的注释处写明民族音乐学入此）。《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传播内容的层次性、适应性和变与不变》 [8]一文标注的分类号为G206 传播理论，但由于此文是关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的，因此也应增加J607 民族音乐研究的分类号。 　　（二）中图分类号错分情况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