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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1 李 频 （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 摘要：出版活动是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制度结构是出版学研究核心。后者是出版领域中正 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总和，是以出版企业—政府为核心，在政府和 出版企业之间展开的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规约关系，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自身调整性 特征。出版学科领域存在着重编辑学轻出版学研究的偏向。新世纪出版学的发展需要揭示导 致出版学边界模糊的路径。从学科内在结构关系着眼，传播学是出版学的上位学科；从学科 发展历史着眼，新闻学是出版学的先行学科；从学科开拓程度和目前现实认知水平，可以认 同一些专家提出的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平行交叉学科。 关键词：出版学；出版制度结构；学科边界；编辑学；传播学 一、问题及理论背景 本文提议重新思考并建设出版学基于一个假定：我们是否处于与当年出版学开创者们类 似的关键性转型期？有专家考证，出版学称名于 1933 年，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其所编《图书 年鉴》中第一次提出“出版学”。对出版学的积极呼吁和较为自觉的理论探讨则在改革开放 之后。如果明确中国出版改革30 年作为自洽的出版学科范畴，如果建立出版学作为知识论 与出版改革作为制度变迁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正视而不是回避其中的内在紧张，则不难发现 出版学的“试错”形态及对中国出版改革30 年进程的一定影响：出版学学科建设滞后不是 推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版改革的整体进程和发展水平。其象征形式是北京印刷 学院校名悖论。 1983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要加速建设北京印 [1]39 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 这一文件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也是惟 一一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做出的出版决定，有着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政策性，是新 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历经30 年建设，北京印刷学院条 件一直不具备，成为中国高教史上更名写入党中央决定而即使历经全国性高校更名风潮也没 有执行决定的惟一高校，成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历经近30 年却没有完成的两件 2 具体事情之一 。这样，北京印刷学院建院30 年（办学50 年）的实践形成了一个悖论：要 么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 年建议更名的决定是错误的，北京印刷学院不更名的发展路线正 确，要么北京印刷学院违背中央决定错了，中央决定正确。 本文主旨在讨论出版学，无意探究行政指令、“高校大跃进”为何在这里相继失灵。指 出这一悖论的逻辑起点是：由北京印刷学院与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的管制关系，而认同 它与出版学科发展的进程安排、学科建设水平存在内在关联性。将北京印刷学院没有遵中央 政府决定更名事件视如出版学发展滞后的重要表征，提请关注、讨论其对中国出版改革的影 响。 这一逻辑起点有两个方面涵义：第一，中央政府决定北京印刷学院更名基于出版行业在 人才、理论等方面的系统要求，首先表现为对出版人才的渴求。出版系统一直力求在本系统 内解决出版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建国之初，出版总署办了出版学校。1958 年，文化部直属 的北京文化学院建有出版系、印刷系等，但可惜的是该校于1961 年解散。改革开放之初， 编辑出版队伍青黄不接，严重制约出版业发展，为突破瓶颈，有关部门多次积极商讨解决之 道。1981 年 1 月13 日，国家出版局和中宣部出版局邀请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4 位出版部 门负责人座谈。袁亮会后起草了《当前出版管理工作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其中说：“把正 在筹建中的印刷学院办成出版学院，培养编辑人才”。[2]468 为了“提高现有编辑的水平，需 要办一个出版学院，或者把正在筹建中的印刷学院改为出版学院，增加一些专业，以适应这 [2]316 个需要” 。 第二，决定北京印刷学院更名反映了中央政府将出版学科纳入制度化建设的意图，这是 对出版制度绩效的期盼。1979 年的“长沙会议”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会 议。其主旨报道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希望出版《出版概论》、《出版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