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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 中的思维要素 靳　 琦∗　① 以体质学说为基础建立的诊疗思维， 是王琦教授的重要创见。 中医学历来强调因 人制宜， 重视个体体质差异因素在疾病发生、 发展中的作用。 辨体论治就是在对不同 体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开展临床诊疗的实际应用。 王琦教授将辨体、 辨病、 辨证相 结合， 建立了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 （以下简称 “三辨模式”）。 “三辨模式” 是以体质、 疾病、 证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前提， 以 “体病相关” 和 “体质可调” 理论为依据， 以辨体论治为核心的临床诊疗体系。 它来源于传统理论， 体现于临床实 际， 是将体质研究成果切入临床应用的新的思维模式。 “三辨模式” 蕴含了丰富的中医 文化与中医哲学的思想内涵。 一　 体质为本， 病证为标 “三辨模式”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蕴含创新的临床思维。 王琦教授认为， “三辨 模式” 的核心是辨体论治。 体质在疾病的发生、 发展、 转归中起着重要作用， 制约和影响证候的形成与演变， 在病、 证、 体三者关系中， 体质因素是主要矛盾。 《景岳全书 ·卷之四十四 ·烈集》 中 说： “当识因人因证之辨。 盖人者， 本也； 证者， 标也。 证随人见， 成败所由。 故当以 人为先， 因证次之。 若形气本实， 则始终皆可治标； 若形质原虚， 则开手便当顾本。” 《医门法律》 亦说： “故凡治病者， 在必求其本， 或本于阴， 或本于阳， 知病所由生而 直取之， 乃为善治。” 说明治本就是探求患者的阴阳动静、 失衡的倾向性而治， 即以体 质的阴阳偏颇为本。 疾病、 证候的产生无不系于体质， 亦即体质为本， 病证为标。 在 “三辨模式” 中， 辨体论治是根本， 起着核心作用， 占有主导地位。 随着对健 康概念的重新界定， 医学研究的重点已从探索 “人的病” 转向 “病的人”， 更加强调 ① 靳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发表于 《中医药文化·核心》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第２期）。 　　　　　 从人体本身探索如何维护和促进健康。 体质是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 是生命现象和疾 病产生的基质， 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个体中所呈现的症状可能是相同的， 但产生这些 症状的背景是不同的， 治疗当然不尽相同。 正如 《医学源流论》 中所说： “天下有同此 一病， 而治此则效， 治彼则无效， 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 何也？ 则以病同而人异 也。” 这就是强调个体诊疗的意义所在， 也体现了辨体论治的重要性。 辨体论治的依据是 “体病相关” “体质可调” 王琦教授在提出体质的四个基本原 理即 “体质过程论” “形神相关论” “环境制约论” “禀赋遗传论” 的基础上， 经过理 性思维和临床实践， 结合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 又提出 “体质为本， 心身构成， 体病 相关， 可分可调” 假说， 由此导出体质 “新四论”： “体质可分论” ———体质可以客观 分类； “心身构成论” ———体质是特定躯体素质和一定心理素质的综合体； “体病相关 　　１４０ 论” ———体质类型影响疾病发生、 发展趋势； “体质可调论” ———通过干预可以调节偏 颇体质。 关于体质与疾病的内在联系， 通过大样本临床流行病学调查证明， 体质决定 着人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对某种疾病的易罹性， 并决定机体反应性而影响着 疾病性质和病理过程及转归。 以痰湿体质为例， 王琦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 痰湿体质与单纯性肥胖、 高脂血症、 糖尿病、 冠心病、 中风病等的发生呈明显的相关 性； 痰湿体质组的血脂、 血糖水平显著高于非痰湿组和正常人， 血液流变学等指标也 表现异常。 这些结果表明， 体质与疾病及其病理基础具有相关性。 关于体质的可变性 及可调性， 王琦教授开展的体质干预研究发现， 中药化痰祛湿方能有效调节肥胖人痰 湿体质的脂代谢； 中药过敏康胶囊可降低抗原特异性ＩｇＥ、 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 改 善过敏体质。 这些研究成果， 体现了体质可以干预和调节。 由于体质与疾病相关， 且 可变、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