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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的人文精神发展之比较--《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收藏本站首页期刊全文库学位论文库会议论文库吾喜杂志注册|登录|我的账户基础科学|工程科技I辑|工程科技II辑|医药卫生科技|信息科技|农业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经济管理高级搜索：用 人文精神法治 到知网平台检索，点击这里搜索更多...《西南政法大学》 2008年加入收藏获取最新中西法的人文精神发展之比较蔡丽萍【摘要】：中国传统人文思想随着商朝覆灭、周朝建立而兴起。西周兴起的这种重民或重人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诸子百家发扬光大,形成了内涵深厚的中华人文精神。后世学派秉承先秦理论,将人推向至高的地位。时到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转变,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与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崭新的思想,又掀起了一次人文精神思想高潮。此时的“三大家”学说代表的社会思想潮流,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为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掐断了。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西方的文明都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被发现逐步向前演进,西方人文精神也正是在人的价值的发现过程中形成。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古希腊智者学派从对自然和“神”的研究转向对人和社会的研究。而西方真正的“人的发现”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它的标志是与“神为中心”相抗衡的人文主义的形成。18世纪西方爆发的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成就首先在于它确立了理性主义,其次应是人文精神在此次运动中被具体化、制度化。法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无疑十分紧密。人文精神是本源,法是它的派生之物,任何法的生成总是依赖特定的人文精神的支撑。因此,人文精神也奠定了法治的理性基础。而法不仅最终必须体现出对人的关怀,而且对人文精神具有“反哺”的意义,催生人文精神的新生。西方法的发展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都来源于人们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认知和关怀。从人的需要出发,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们提出了法律正义和平等的要求;苏格拉底创立了理性的法律观;晚年的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叙述也表明他最终接受了法治。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一些大致类似的有关法律的新观念也出现了。在18世纪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昭示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古典自然法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启蒙运动中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古典自然法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理性主义的法的观念、价值、原则和制度。他们正是在这些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创立了各种法治模式。就尊重人格和以人为本而言,中西人文精神存在一定的契合性。先秦儒家追求的礼制秩序是一种非法律维持的文明秩序,以期实现的是一种非强制性手段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重视人的内在精神、调节和平衡社会秩序与个人内心欲求的思想理念不可阻挡的灌注到了以后的政治实践当中。特别是在儒家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之后,中国传统的法制建设始终遵循着儒家的基本观点,传统法律发展过程中处处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人文精神虽与西方人文精神一样始终以人为中心,但它关怀的却是人的情感、意志方面的内容,所以未能展示出主体的独立认知能力或智性,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其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实用。一方面,中国人文精神重视人的心性和人的意志,在注重人内在德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外在的规范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人文精神关怀的人是抽象的群体人格而非具体的个体人格。可以说,中国近代以前未出现以保障自由、人权为宗旨的法治的原因与传统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这既使我们明白了传统的人文精神很难孵化出法治精神和实体来,同时又为我们寻找中西方古代和近代法律制度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大门逐渐被迫向西方国家敞开。面对国事日非的局面,一些仁人志士在探求挽救国家危难的道路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随着西方先进的制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法治、民主和科学,带来的只是传统精神与西方现代精神的剧烈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这次的失败在于它一味关注西方先进法律、民主制度本身,却未能足够重视造就这些先进制度背后的内在精神,从而使外在的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精神支撑。在当代法治建设之初,大量的引进、移植西方“先进性”的法律制度,过分推崇、依赖法律的乌托邦思想,同时也受着传统“统治阶级意志论”和“工具论”的浓重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依旧没有找到它足以生成的根基,仍未能摆脱一种“无根”栽培的困境。重塑法的人文精神对推动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西方人文精神催生出现代西方法制文明,其在现代更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都成为我们顺利、有效的引进西方人文精神的动力;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与当今社会文明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