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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责在生产管理者，也在政府监管者 不是纵火，但是人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栋梁在不同场合指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是生产安全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非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因非法违法行为造成的较大以上事故起数与死亡人数，分别占到53.5%和57.2%；几乎所有的事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违章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中石油在大连灾患不断，4年5起，前4起均被认定为管理不力的责任事故；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扩容，消防力量没有扩容，外部监管缺位、内控形同虚设，致使储备粮暴露在火舌之下。 “吉林宝源丰事故的具体原因还没有最后调查结果，如果不是意外的话，就是安全管理存在问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秉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使用一些现代化的厂房、机械设备、原材料，生产十分集中，风险也增大了，管理不当就可能造成火灾、爆炸或者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安全生产有两块，一个是生产安全，另一个是产品质量安全。从生产安全角度，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对易燃易爆物品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和操作规程。” 在吉林宝源丰火灾事故中出现的锁门问题，也暴露出管理者为方便管理而忽视安全管理的问题。如今，很多企业的厂房都设计森严，尤其是一些食品加工企业，门槛很多，装上安全通道锁，生人进不来，操作人员不能走来走去，但一旦发生火灾，人逃不出来，即使火烧不着，烟也会把人熏死。“应该给逃生留下后路。”李秉龙指出，“现代生产条件下，要为安全逃生想辙，从厂房设计、管理制度方面都要考虑。” 针对一些地方安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有专家认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在政府，关键在县乡。基层政府的态度决心和手段措施，直接影响着本地区“打非治违”工作的实际成效。一些地方监管部门、执法部门软弱无力，有的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个别监管人员与非法企业主沆瀣一气。 一位消防系统人士告诉记者，现行的消防条例可操作性很低，一般企业都达不到标准，达标还是不达标，都由消防部门说了算。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李秉龙认为：“很多大的灾害发生的行业不一样，但原因还是有雷同性，关键是责任心、安全意识，按照规程去办，很多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事可能就不会出现。从政府管理角度看，更应该完善法律法规，靠规则来调整企业行为，而企业首先要遵规守法。” 对监管者的追责更为重要 2010—2012年，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中石油在大连所属企业发生4起责任事故涉及的64名事故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名涉嫌犯罪的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大火，已有9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移送当地公安机关，而最终将承担刑责或党纪政纪处罚者，可能不止这9人。 吉林宝源丰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企业法人代表便被控制。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安排，下一步将组织对今年以来事故多发省份的“打非治违”工作开展一次“回头看”，并对近期全国发生的几起因非法违法导致的重特大事故，依法严肃进行查处，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开审判、在省内实况直播，严肃追究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责任人的责任。协调有关部门，修改完善司法解释，加大对因非法违法导致事故责任人的惩处力度。 2006年，《刑法》修正案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最高量刑由过去的7年提高到15年，但这还是没有引起有关责任人的足够重视，安全事故依然频发。对此，有人质疑：是不是处罚太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明祥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种质疑有一定的道理。从古至今有“重罚故意，轻罚过失”的传统，过失犯罪“主观恶意轻一些”，不能对过失行为过高责罚，单独就失火罪加大处罚力度并不合适。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志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往往是非常巨大的，但安全事故犯罪是过失犯罪。对过失犯罪相对于故意犯罪而言规定较轻的刑罚，也是目前世界各国刑法通行的做法。对于安全事故犯罪，除了要追究直接行为者外，当然要追究对生产作业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人员，从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的角度考虑，加强对后者的刑事责任追究似乎更为重要。以往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这类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重视不够，这是今后要加强的工作。” “要从源头抓起，不能是事后严惩，而应该防患于未然，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做到事前处罚，严查严防，查到位，消除安全隐患，比如检查安全设施、安全通道是否合格达标。”刘明祥说，“火灾发生后，一定不能只对个别人进行刑罚，要查一下哪些人该负刑事责任，该承担刑责的，一定要去追究，尤其是行政主管部门，比如安监部门。” 刘志伟表示，如果不对从业者加强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和监督管理，不建立安全体制，不事先采取妥善的防范措施，单纯从刑法手段是不可能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的。 对于公开审判，刘明祥认为，这能起到宣传法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