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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个体的关系：社会学的角度讨论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个古老的社会学话题，这在西方社会学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个人（能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一派(个体主义、行动主义、自由意志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社会”不过是所有个人集合的标签。因此，社会现象可以还原为有关个人的现象。对所谓“社会”的研究其实可以还原为对个人的研究。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对个人的社会行动的研究。与此相反，另一派(整体主义、结构主义、决定论)认为，尽管社会由个人构成，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具有内在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能还原为个人，正如水分子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却不能等同于氢原子和氧原子一样(迪尔凯姆)。社会结构高于个人，并反过来对个人起约束和决定作用。上述争论迄今为止未见终场。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理论界出现了一股试图超越并调和上述各种对立的潮流。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尽管个体主义(行动主义)和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分别强调个体(或能动)和整体(或结构)的本源性，二者的一个共同局限，就是把能动(agency)和结构(structure)看成是割裂的双方。吉登斯则试图将能动和结构看成是“互构性”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即是说，能动和结构通过实践而得到了“互构”。为此，吉登斯重新界定了“结构”概念的含义。他认为，所谓结构，就是“规则和资源”。结构作为一种规则(和资源)，不存在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大脑记忆痕迹中，并通过人们的行动而展示出来。例如，语言的语法规则就是一种结构，它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并通过人们的说话而展示出来。显然，这种作为规则的结构，不再是“外在”于个体行动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们的行动中的虚拟(virtual)的存在物。能动和结构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双方，而是“互构”的双方。结构不再仅仅是对行动施行约束的条件，而且也是行动得以启动的媒介。吉登斯把结构的这种双重性质，称为“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其本意是要克服传统所沿袭的把结构和能动看成是彼此外在的两极(二元论)。他则把结构和能动看成是“互构”的双方。结构和能动的这种“互构性”，一方面使得行动得以结构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结构得以通过行动而连续不断地得到再生产(或改变)，并跨越时空距离而扩展。行动离不开结构(正如说话离不开语法规则)，但行动又不断再生产着结构(正如说话再生产了语法规则)。结构制约着行动，但行动在每一刻也“可以是另外的样子”。在社会学理论中，韦伯区分了四种类型的行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感行动、传统行动。工具理性行动是个体借以实现其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利目标的方式。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或者异性之间单纯对性满足的追求都属于这种行动。价值理性行动取决于对真、美或正义之类较高等级的价值，或对上帝的信靠的一种有意识的信仰和认同。韦伯认识到这种类型的行动较为罕见。但是也不乏其例，比如仅因为相信教育的价值而接受一份低薪教职，或者为慈善事业捐款。情感行动是由感觉、激情、心理需要或情感状态决定的。包括身体侵犯、性行为、发脾气等举动。传统行动是一种养成习惯了的行动，因此，之所以这样行动，就在于它总是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的。婚礼上一套固定祝辞的表达、驾驶是左行还是右行都属于这种行动。本文借用这一组社会学概念是为了清晰区分报考艺术设计专业人群的目的性。感情性与习惯性行为更多的处于无意识的抉择，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则都是经过了思考的。被“结构化”的个体在市场与理想相矛盾的时候，我主张为了生存，可以先把理想的东西降一下，但这并不表示丧失自己内心的追求。也可以在非公司、非工作范围内再搞搞创意设计。设计师在市场做久了就会丧失艺术性，应该两方面都具备；其实理想追求更应该是全民的意识，全行业的意识，光要求设计师这样是不够的，环境也很重要；---贾奇抛开宏观大环境不谈，对于个体来说，什么是他日常遭遇的环境？比如对于从事实践的一线设计师，单位领导与业主、甲方是环境，同行之间的竞争是环境，上下游相关产业是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与相关行业法规也是环境。问卷调研显示，限制专业发挥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人”的因素（单位领导25%，业主23%，甲方12%）；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规（分别占15%、12%），是次一级的因素。他们对专业土壤的判断中，47%持负面判断，是正面判断（24%）的两倍，即当前的专业土壤不利于专业能力的发挥。绝大多数普通的设计师（大师除外）为了生存只能适应环境。在老板、大众与领导面前，他们不具有话语权，当下中国的设计还是服务业。设计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社会责任无关，而那些稍具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师也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无力改变，过分的自律也会失去许多项目。教育领域里，绝大多数教师只能按照教育部制定的规则参与游戏，“多”写论文是为了“快”评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