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主权问题之我见.docVIP

钓鱼岛主权问题之我见 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称为尖阁诸岛，在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有争议岛屿附近，日本海上安保厅的两艘巡逻船与一艘中国福建省渔船发生碰撞。随即，日本海上安保厅官员登上并控制了这艘渔船，以日本的国内法为依据，于8日凌晨逮捕了渔船的船长詹其雄，并将渔船拖到了附近的石垣岛，这一场呼啸的风波席卷了东海，给日中关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这场渔船纠纷实质是中日双方对钓鱼岛主权的问题的纠纷。 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国的这一立场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1）中国是最先发现钓鱼岛并将其列入中国版图 在古老的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14世纪，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邦属国。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鱼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11年陈侃所着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赤尾者，界琉球地方山也。”以上事实说明，钓鱼岛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且从15世纪列入中国的版图。而日本则不能发现钓鱼岛，因为在琉球群岛与钓鱼岛之间有一条水深约200m的冲绳海糟，这里经常年风大浪台，风向西而东，对琉球群岛是逆风。而根日本着名学家井上清考证，由于冲绳海糟一带风浪极大，古代大船根本不可能从琉球群岛到达钓鱼岛，只有从台湾的渔船由西向东而行才能到达。 （2）中国从明朝开始进行行政管辖 据历史记载，1956年中国明朝政府任命胡宗宪为讨诿总督后，他在所编的《筹海图编》中把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等岛屿列入福建省海防区域如偶倭冠骚扰或侵犯，中国水师有权防卫和出击，可见当时钓鱼岛受福建省管辖。 （3）钓鱼岛是我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根据国际法国家领士的取得方式，中国对钓鱼岛主权取得符合国际法传统先占取得方式。所谓先占：是一个国家有意识取得当时不在任何其他国家这下的土地的主权的一种占取行为。 中国从古代就最先发现钓鱼岛并且将其至于自己主权之下，如明朝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则是最好的说明。再者，中国从明朝开始进行行政管辖。符合国际法传统取得国家领士先占方式。因此，中国拥有不可辩驳的主权。而日本主张钓鱼岛则毫无根据。 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的所谓法理依据主要有二：一是所谓无主地先占，二是所谓时效取得。此二者皆不足以立论。 国际法上先占的“客体只限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种无主地,乃是未经其他国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事实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明朝时起便由中国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尽管这些岛屿因环境险恶，无人定居，只有渔民季节性居住，但无人岛并非无主岛。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朝野对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档案以及官员的公文、信件，皆记载和证明了这一点。如，当时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给内务卿山县有朋的答复，明确言及这些岛屿已被清国命名，日本政府的觊觎之心“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 。钓鱼岛既不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也不存在什么“先占”。“不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是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日本的所谓“先占”是恶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产生国际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 日本的另一依据是所谓“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通过所谓“时效”取得对钓鱼岛的主权。 国际法上所谓领土的“时效取得”，一直是极具争议的问题。反对论者完全否认时效作为一种领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认为这种说法“徒然供扩张主义的国家利用作霸占别国领土的法律论据。” 肯定论者则将时效认作一种领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认为事务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 国际司法实践从未明确肯定过“时效”是一种独立的领土取得方式。姑且不论“时效取得”的合法性，仅就其关键要素而言，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和反对日本窃取钓鱼岛的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对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设置灯塔、日本政府将灯塔“收归国有”和从所谓钓鱼岛土地民间拥有者手中有偿“租借”，以及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交标注有钓鱼岛领海基线的海图等官方行为和官方支持的民间活动，都进行了抗议，特别是外交抗议。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不论时间的长短，都不能取得合法的权利。 中国对钓鱼岛享有主权不仅具有历史事实根据而且具有法律依据。通过对钓鱼岛主权的分析更要引起我们思考。正如金一高所说：富裕和强大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腰包里揣满了钱，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