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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导论 李孝倉 《左传导论》（上） —— “左传学”源流说略 目　　录 一、先秦：“左传学”的发生与学术原旨 二、两汉：“左传学”的今古文追求 三、魏晋六朝：“左传学”的创新 四、隋唐：“左传学”的总结与开拓 五、宋代：“左传学”的转型 六、清代：“左传学”的大成 一、先秦：“左传学”发生与学术原旨 学术原旨：“对历史的阐释与评论”。 《左传》 “对历史的阐释与评论”： 　一，详解《春秋》所载的史实； 　二，补充《春秋》失载的史实； 　三，订正《春秋》所载的史实； 　四，说明《春秋》的书法、义例。 “春秋左传学”最初以“史学”目标为基础。 “史学”宗旨与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对历史史实的陈述、分析、总结、归纳来把握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而树立起一套历史的标准与主张，以警示和匡范后人的历史实践。 《左传》对史实的叙述，反映了《左传》这部文献对于既往历史的一种态度，隐含着《左传》自身的判定标准。 《左传》的“凡例”与“君子曰” 是阐释与主张的集中体现。 《左传》阐释与分析史实的二个视角： 　　　　　　　　　对《春秋》史实的基本叙述与评判； 　对《春秋》书法义例的阐释与归纳。 “春秋左传学”的基本宗旨： 阐释《春秋》经文“义旨”；宣达左氏“春秋学”的“史识”；确立左氏“春秋学”的“史论与史评”；构建左氏“春秋学”的历史评判标准。 二、两汉：“左传学”的今古文追求 “春秋公羊学派”的核心观念——“大一统”。 “春秋左传学” 固守“春秋学”的“原旨”，不肯赋予“春秋学”适应时代新的学术追求。 刘歆与“左传学” 今古文四次论争： 　第一：汉哀帝时，刘歆与太帝博士们论争； 　第二：东汉初期，陈元与范升论争； 　第三：东汉章帝时，贾逵与李育论争； 　第四：东汉章帝时期，郑玄与何休的论争。　 　今文“春秋学”的腐朽与式微。“春秋左传学” 地位的确立！ “春秋左传学”占据二千年“春秋学”的主要阵地。 刘歆对“左传学”的贡献 创立《左传》“章句之学” 。 《汉书·刘歆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开创《左传》“义理之学” 。杜预《春秋序》：“创通大义”。 　重在阐述经传的褒贬义例。这种做法受西汉《公羊学》、《谷梁学》学风影响与熏染。亦与刘歆最初的今文学实践相关。背离“春秋左传学”原旨。 汉代“左传学”的传承 郑兴郑众父子、贾徽贾逵父子、马融服虔。 延续刘歆所开创的“春秋左氏学”学术的追求与风尚，学术追求更加深入、更加精密。 郑兴“春秋左氏学” 《后汉书·郑兴传》：“（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歆英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贾逵与“左传学” 《左氏条例》二十一篇、《左氏传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长纪》二十卷、《春秋解训》一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十二卷。 贾逵之学源于刘歆。注重对《左传》“义例”的发掘；强调“微言大义”的探寻；对《左传》的阐释较刘歆更注意名物训诂和史实说明。 服虔的《左传》研究 第一，确立《左传》文献文本研究的规范与方法。注重文献文本名物训诂、礼制史实说明，注重文义疏通，以期准确把握文献文本的内涵。 第二，恢复《左传》史学文献特征。注重章句之学，梳理文献文本，以期还这一历史文献本来面目。 第三，承认《左传》为经学文献。注重“创通大义”，发掘“微言大义”，归纳义理，以期建立经世致用的经学科目。 汉代 “左传学”的二种倾向 一，延袭先秦“春秋左传学”学术原旨，注重文献文本的章句训诂； 二，延袭刘歆开创的“春秋学”指向，注重“春秋大义”的发掘。 汉代学者在“春秋左传学”上的追求，奠定整个经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三、魏晋六朝：“左传学”的创新 杜预的“春秋左传学” 。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春秋左传学”著作。 《春秋经传集解》，实现对自汉代以来“春秋左传学”的总结，体现杜预在“春秋左传学”的创见，成为自汉代以来研究《春秋左传》最权威的著述。 《晋书·杜预传》：“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 杜预对“左传学”的总结与创新 第一，关于《春秋》一书的性质。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第二，关于《左传》一书的性质。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 第三， “春秋大义”与《左传》“凡例”。 《春秋》的“大义”，“上以遵周公之旧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左传》的凡例，“其发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