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高校西方经济学青年骨干教师高级(彭生顺).docVIP

2008年高校西方经济学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学习总结报告 我受经济管理学院委派，于2008年7月20日-25日，在苏州参加了由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人民大学出版社承办的“2008年高校西方经济学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培训学习，现将学习的有关情况及心得体会汇报如下。 研修班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任马学亮主持，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郑江淮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叶航教授，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总编孟捷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冯金华教授，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西方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吴汉洪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赵晋平研究员等专家作了专题学术报告。期间于7月23日晚7：00-10：00，邀请吴汉洪和孟捷教授与学员就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关问题展开了对话与讨论。 一、部分专家报告主要内容 （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作了题为“改革开放30年与未来中国社会法治化之路”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内容： 1、 市场深化过程与当今中国政府法治化的自然要求 韦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亚于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的意义，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同时，政府被市场化了、寻租市场化了（专门的中介公司寻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既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强劲的增长动力，也为当今中国社会带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在困扰着政府和学界的诸多社会问题中，社会腐败，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以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已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有识之士所密切关注的主要现实问题。如果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和行政范围，或言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自然也就意味着不存在有效约束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制度机制，因而腐败也必定伴政府管制而生。且政府的管制越多，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越大，政府官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多，由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经济社会命运和市场运行的力量也就越强，腐败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他从古今中外的事例分析得出，无论从人类近现代经济史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我们都可以达致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在国家政体的基本构架和法制建设上真正有所作为，政府官员和社会上的腐败问题将迟早会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羁绊，且这一天也许并不十分遥远。 2、从“法制”到“法治” 从语义上来说，“法制”即“法律制度”，这比较简单。但是，要理解到底什么是“法治”，就要弄清英文中“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区别了。严格来说，前者只能被翻译为“依法而治”和“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只有“the rule of law”，即“法律的统治”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即“Equal Justice Under Law”） ，才是我们所理解的“法治”、“法治社会”和“法治国”。 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内涵着法律仅为主权者（the sovereign —— 主要是皇室和政府）进行社会统治和控制的一种工具，并因而也潜含着这样一重意思：主权者永远“above laws”；而后者则内涵着“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的意思，即任何个人、组织和政党都平权地受法律规则约束。 理解了“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的这一区别，也就大致就能认识到我们当下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也就自然能发现，我们当下所缺少的并不是法律法规，而真正缺少的却是“法治”即“the rule of law”这一社会共识。 法治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好社会了，或者说用法律治住了老百姓，而是选民用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治住了政府，使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受约束和民意制约的。 由此得出结论：只有中国社会达到了法治国阶段，种种法律法规才会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效力，我们才有可能从根子上切断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经济与社会根源，才能建构出使政府官员不敢腐败到不能腐败的制度安排，也才会真正生成良序市场运行的机制与条件，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才可能会是持久的和稳定的。 3、未来中国政府的法治化建设的一个逻辑起点：税收法定 韦教授通过分析我国近年财政税收的一些事件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2007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９万亿元，要占GDP总量的36％以上。在2007年，财政部还发行了2万多亿的国债，加在一起来算，在2008年的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这些数字实际上说明，在近些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在急剧增强，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