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放下手中的笔.docVIP

不愿放下手中的笔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巴金几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疗养一个时期，直到1999年春节前后，因疾病加重，无法离开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不曾去过杭州。 　　在杭州虽说疗养，实际也和在上海家中一样，每天赶着把八十年代后期就抓紧做的 《巴金全集》编读工作，一卷又一卷地审校，还每读完一卷，就写成一篇“代跋”；并由此通过与责任编辑王仰晨(树基)通信形式，叙述当年写这些作品时的心情，抒发对每一卷内容有关的人事怀念，既可以看出作者今天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更有助于读者对这些文章背景的了解。 　　但也正是由于在完成《随想录》一百五十多篇写作后，巴金仍不曾放下他那坚强的笔杆，他在九十岁(1994)以后身体确实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更使他行动受到影响，连笔也愈来愈不听使唤；同时由于身体严重缺钙，引起胸脊椎骨折和体位性血压波动。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还可以站在特制的圈车里走动，而现在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当然，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还是躺在床上。 　　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这些短文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最后的话》、《没有神》和《讲真话》三篇。《最后的话》是《巴金全集》第26卷，即最后一卷的一篇“代跋”，它先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双月刊上。在它发表后，巴金又写了《讲真话》一文，说他写《最后的话》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全集》出了二十六卷，但是要我自己看，至多只有一半可以流传。……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人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 　　《没有神》文字更简短，就这么几句话，但反映出巴金内心对过去的痛苦，与对未来的真诚与坚决：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近一千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 　　在《巴金全集》出版后，人们以为巴金过了九十岁生日，对自己的写作生活总该告一段落吧，出人意料他与他的责编王仰晨又掮起了另一个重大任务：编辑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把自己几百万字的译文重新整理出版，原是巴金的一个心愿，经王仰晨提出，他当然答应，但却拖延了一些日子。恰好那天老友黄源来访，两人谈起当年在鲁迅、茅盾身边，共同投身于《文学》和《译文》这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的情景，禁不住引出许多话题来。当黄源知道巴金怕过去译法有误而在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时无法一一改正时，便说：“你的翻译作品，也是你一生工作的重要部分，让人民文学出版社帮你整理出版，是件好事，你来不及一一校读，每一卷写一篇代跋，交代一下当年工作背景，就足有史料意义了。你目前无法重读，也就让它保持原来面目吧。”巴金这才又鼓起干劲。三年以后，1997年10月，巴金把刚出版不久的《巴金译文全集》精装本十卷，在杭州西子湖畔赠给前来送行的黄源。黄源这时也有九十多岁了，兴奋得两眼露出晶莹的泪珠，翻开第一卷第一页，见到了巴金请他侄女李国＃代为题签的几个字：“河清兄，第一次样书。”下边是巴金在上午就亲自把着自己颤抖的手写的“巴金”二字。黄源说：“上次《巴金全集》是你的一半，现在《译文全集》也出版了，那是你的另一半。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巴金了！” 　　说实在的，那时帕金森氏病已使巴金很难自己握笔，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了。《巴金译文全集》中的代跋，不少篇章是靠巴金口述，由李小林记录，然后由巴金修改定稿的。有时小林来不及记录，则由侄女国代理。但这些代跋，仍完全是出自巴金内心的。十卷译文集，就有十篇“代跋”。它们和《巴金全集》中二十多篇“代跋”一样，反映了当年巴金译成这些作品过程中的心境和情景。比如第一卷代跋，叙述怎样把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翻译成中文时，巴金就禁不住想起六十多年前老友吴克刚对他的帮助；同时也很自然地引起他对另一个朋友汝龙的怀念。在写第二卷代跋时，巴金难忘的是当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丽尼、陆蠡两位友人怎样分工，完成《屠格涅夫选集》的翻译工作。在第三卷代跋中，想到的是《处女地》在印成后带回到上海时情景，当时抗战刚胜利，而友人陆蠡却已遭日寇杀害。到六十年代初期，曾下决心改译《处女地》，却因忙乱没有完成，直到“文革”期间受尽迫害，最后下了“敌我矛盾作人民矛盾处理，不戴帽子，作翻译工作”的结论，而家里书房仍给封闭着，只好坐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重译这部“四旧”。到了1978年，《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