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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思想及现代价值 摘 要：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依靠深入民心的律令，它突出的特点就是时令禁护；道德教化是律令实施的基础，刑罚是律令实施的保障。虽然古代有很多生态保护制度，但也存在生态失衡问题。反思古代生态保护的得失，吸取经验和教训，以便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生态危机。关键词：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思想；道德教化；生态失衡；现代价值。保护自然，亲和万物，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乃中国古代人重要的人格特征。古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他们根据天人合一学说建构了一整套生态法律思想并据此以安身立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随之萌芽。自然万物遂性而为，即让自然界的生物各按其本性自由自在地去生存、发展，是古人对自然的崇尚和追求。历代王朝制定律令都主张对大自然的索取应当限制，给生灵遂性发展留下空间。一、令顺民心与时令禁护。草木鸟兽遂性的发展，山林川泽的管理必须合理，须禁止破坏生物遂性发展的行为，这样就产生了生态保护的律令。律令的制定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即令顺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middot;牧民》）民心的向背，是国家盛衰的关键，也是律令能否实施的标准。怎么样才能顺民心呢？好利恶害是人之本性，法律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middot;牧民》）民众的生理需要和社会需求的欲利力量，决定着法律的实行。古代很多生态保护的律令都遵循两大原则，顺民心乃根本原则，根据时令开放山林之禁则为基本原则，所以实施起来很顺利。《逸周书middot;大聚解》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战国末期的秦国把前人的自然保护规定法典化且较之前代文献更为具体且规范。《秦简middot;田律》中也有类似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穽网，到七月而纵之[1]26。因为春天生机盎然，是动物怀胎、植物发芽的季节，所以不应该捕杀动物，不可以采集草木，应提供给动植物繁殖生长的自然条件。这种以生物生长周期而制定保护措施，通俗简明而又深入民心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保护自然生物的目的。以后历代王朝生态保护律令都体现着夏禹时禁精神。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了写在泥墙上的墨书题记《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2]192，是一部比较健全的环境保护法规；其主体是体现四季的不同禁忌和需注意的事项，其中关于生态保护的有 16 条之多。该题记一方面注重全面保护自然生物且保护的范围非常之广，包括飞禽走兽、水生动物、昆虫和所有植物；并针对不同生物种群的生长周期，在时间上也作出不同规定。另一方面绝对禁止捕猎整个生物种群，如仲春之月最后两条为：毋□水泽，□阪池、□□：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hellip;hellip;[正]四月尽hellip;hellip;以期保护生物自然资源再生而永无枯竭之患。该题记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将时禁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的思想基本，时令禁护成为传统生态保护法律的基本原则。唐代对生态的保护在立法上予以高度重视，唐王朝中央政府设置了虞部，职责是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凡采捕、败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交，陆禽孕育，口兽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藉；秋实之登，不得焚燎[2]199。确保在生物生长期间不得砍伐、猎取以保护其可持续发展。《唐六典middot;虞部》记载：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每年五月、正月、九月皆禁屠杀、采捕。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与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时祷祭焉。（《唐六典》卷 7）可见唐朝中央政府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开发，目的就是追求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宋元明清朝的生态保护法令也延续了唐朝环保法令法典化的基本模式，对保护生态资源起到了重大作用。民国法律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只是由于战乱而没有得到贯彻。二、重教化，辅刑罚。夏商两代的依靠部族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规范所构成的习惯法为主来保护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源于自觉。西周时期则主要依靠教育来培养民众的环保意识，西周实行学在官府的模式，由各级政府兴办各类学校，对贵族和平民进行统一培养教育，这也成为儒家道德教化的渊源，后世历代王朝都主张先教后刑，即先行道德教育然后刑罚。秦朝则一贯主张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3]484。法令由官府制定，但赏罚制度应在民众思想上扎根。两汉律学的兴盛一则使法律儒家化，二则使法律概念更为准确，语言更为简练。汉律为魏晋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影响显著的最完备并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