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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 一、魏晋南北朝的官学教育制度 (一)三国时期的官学 魏国： 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建泮宫于邺城南(今河南省临漳县),以恢复官学. 曹丕继位后不久,即于黄初五年(即公元224年)创立太学于洛阳 制定“五经课试法”,置经学博士,诏令各州郡,“使欲学者皆遣太学” 蜀国： 刘备登帝位后，于公元221年，也立即开始恢复学校建设，并任命博士官“典掌旧文”，以教生徒 吴国： 孙权称帝后，即于黄龙二年(即公元230年),诏令建国学;到景帝孙休永安元年(即公元258年)，又诏令兴学，要求按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以宠禄” 魏创立的“五经课试法”： “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通志·卷五十九·选举志》 (二)两晋时期的官学 突出的特点就是创办了旨在培养高级贵族子弟的国子学.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诏令立国子学;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确立国子学的官学制度,规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选择博士的标准是：“履行清淳，通明典义” 国子学学生入学条件是文武五品官以上的子弟 “欲辨其泾渭，……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南齐书·礼志》 (三)南朝学馆的涌现 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时期，前后约170年。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曾下令在京师开设单科性的四馆。所谓：“文帝雅好文学，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馆。”《文献通考·学校考二》 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又“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明帝纪》 (四)北齐创立国子寺 所谓“国学博士，徒有虚名” “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北史·儒林传序》 最值得提出的是：北齐创立了国子寺 国子寺是在国子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它虽然还保留着国子学的职能，但又不同于国子学，具有多种功能：训练胄子、统理学官和生员，行使着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 二、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官人法” 汉代的选士制度是察举和征辟。 设立科目:茂才、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勇武知兵 (一)“九品中正”制度的产生与实施 刘备、诸葛亮主张“任人唯贤”，曹操则实行“唯才是举”。 曹操在七年中连续三次下令求贤 第一次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政策 第二次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他提到“士有偏短”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能视其短而废其才，也应给予重用。 第三次命令中说得最坦率：“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箫何、曹参，县令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向东，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不可胜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天下尚未定”、“求贤之急”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以孔融“违天反道，败伦敌理”，“无父之罪”而诛之 九品中正的创始人是曹操。建安中三次颁发求贤令时，已在“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官专人负责，评人物为九品。曹操建立九品中正制的原因有二： 其一，东汉末年，经过农民大起义的动荡，继之三国逐鹿中原，战祸连绵，士庶大都离乡背井，流徙播迁，秦汉以来的乡、亭、里的组织大都被破坏，士庶的出身里爵，德才行状均难以稽考，再实行“乡举里选”已不可能了，据此才产生了这一制度； 其二，东汉以来，察举、征辟式的选士，逐渐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已达到“诳时惑众”的程度。曹操为贯彻“唯才是举”的政策，必须另辟蹊径，为此将人物分为九品，设中正官，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