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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就是汉语的一个“方言” (ZT) 初学日语，所以无知者无畏，经常在这里写一些论日语心得，承蒙懂日语的网友赐教，在下不胜感激。虽然说是“初学”，但是算下来也已经一年有余。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人只要方法得当，“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本人虽然不是“慧者”，但也从来不曾把自己划在“鲁者”之列，可是我学日语已经六个“两月”何以依然不可以享受“手一卷而味津津矣”之愉悦和快感呢？如果不是大愚若智的话，我想一定是学习方法不得当的缘故。 那么怎样学日语才算是方法得当呢？1933年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法辑要》一书中这样写道：“吾人对于日本文，不可认为外国文，当视为汉文之一种，即汉文之杂有日本方俗言语者。吾国文字，杂入方俗言语者甚多，即经史中亦屡见之。佛书中之梵语，元史中之蒙古语，尤连篇累牍，读其文者，若不理解其方俗言语，则文义亦不易了解，但吾人固不因其杂有方俗言语而不认为是国文。日本通用汉文，为吾同文之国；唯于汉文中杂有假名以记其方俗言语。吾人苟稍加研究，识其假名，治其文法，则理解其文字，较之读佛书与地史，犹易易焉。”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把日语看成是中国文字的一个方言，只要稍加研究读日语比读佛教经典和中国古代典籍更容易。比如说“我”这个字，日语中用“私”这个汉字表达。在汉语各地方言中还有“俺”、“咱”、“厄”、“偶”、“阿拉”等等不同说法，我们尽可以自“私”地把日语也当成一个汉语方言。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真要学好日语还要解决两个具体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面对不忠实的“假朋友”（我这里借用法语词faux amis的直译，“假朋友”指拼法与英语相同但含义不同的法语词）的欺骗与干扰。日语中的汉字毕竟都是从中国借取的，即便在现代意义上已经是同文殊解，但是追根溯源也还是有可能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些蛛丝马迹的。比如为了解释日语中“勉强”二字，清人在《中庸》搜索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句，认定“勉强”就是“发奋也”、“劝学也”，因而就是“学习”的意思。再比如日语中的“面白”，在现代汉语中用来描述美女化妆后的脸色，但是在日语中却是“有趣”的意思。清末一位叫但焘的学者搜肠刮肚居然在唐诗中为“面白”找到了这样的“依据”：“马上谁家白面郎”。这句诗本是杜甫在《少年行》的一句（“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街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名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不但原文是“白面”，与日语中的“面白”词序不同，而且我们怎么也看不出来杜甫笔下的白面少年如何“有趣”。清末学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日语汉字找根据，其目的是让“东都人士读之而生水源本木之思；中土学子见之自此不致骇为域外异字”（但焘《日语古微》）。要是什么字找不到根据，当时的中国文人相当的郁闷，往往无奈地解释：“不知其义何居”、“特义有歧耳”。其实要是使出牵强附会的本领，我觉得任何一个日语汉字词都是可以找到解释的，只要方便我们这些“中土学子”记忆就可以了。举例来说，日语的“手纸”这个词，是汉语中“书信”的意思。要是找根据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想：中文称亲手写的信为“手书”，但是当时日本人借字的时候没有搞清“手书”的确切含义，又把“书”与“纸”混为一谈，于是中文有特定含义的“手书”就演变成了日语中泛指的“手纸”。既然书信成了“手纸”，那么“手”就可以作为“信”的象征，所以日语中的“切手”就是汉语中“邮票”的意思。日语中还有一个奇怪的汉字词“怪我”，各位脑筋急转弯猜一猜是什么意思。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当年日本人跑到中国游学，看见两个中国人走路不小心撞到一起，其中一位还不幸受了点伤。事故发生后，两位还一个劲的客气，这个说：“怪我、怪我”，那个也说“怪我、怪我”。看到这情形，旁边的这位日本人就把“受伤”和“怪我”联系起来了，所以今天日语中的“怪我”就是汉语“受伤”的意思。 所以，日语词汇中的“假朋友”对中国人来说还不是一个大问题，学好日语更重要的是要“理顺”日语语法，让中国人便于理解。当然，从语言学上说，日语的语言系属尚有争议，有人认为是阿尔泰语系，也有人认为属于单独的日本语系，但还没有人认为日语属于汉藏语系。所以，我这里捉摸日语语法与汉语的关系纯属实用主义，完全没有语言学的依据，只为了方便自己理解日语，早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按照我的理解，日本人说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前戏，有过程，最后是高潮，丁是丁，卯是卯，不像我们中国人说话干脆利落。日本人不管说什么事情，先不慌不帮交待大背景，到底要说的是什么事情、和什么人或者什么地方有关，然后再说具体什么什么的干活。比如说“我想去日本”这句汉语，一共5个音节，一气就呵成了。要是翻成日语那就要先进入前戏：“就说我吧”；然后阐明去向：“日本那儿”；最后动作高潮：“行走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