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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位词人看词的发展脉络 　　摘 要：词兴起于民间，经文人而发展壮大。李煜使词从伶工词到士大夫之词，使词的创作群体发生了改变；柳永专力填词，从小令到慢词，使词的体裁发生了转变，扩大了词的叙事功能；苏东坡“以诗入词”，开一代风气之先，拓宽了词的抒情功能，打破了原本“诗庄词媚”的格局；辛弃疾“以文入词”，进一步完善词的叙事和表现手法，集词学之大成。四位词人在词学发展上都有开拓之功，构成了词发展的一个整体脉络 关键词：词体发展 李煜 柳永 苏轼 辛弃疾 词起源于燕（宴）乐，语极俚俗，类似于现代的流行歌曲，这从敦煌石室中所发现之晚唐抄本词曲《云谣集》便可一窥究竟。同时，词又与古乐府颇有传承，两者区别在于，乐府是“因词以配乐”，词则是“由乐以定辞”，故按调写词称“倚声”“填词” 词的兴起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隋唐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直到南唐后主李煜之后，才开始了长足的发展和突破。自此，经柳永、苏东坡而臻于完善，稼轩集其大成。此后一直到清代略有中兴，但也“只纳兰一人”而已。以上几位词人都具有开拓之功，且包含了词由兴起到发展到结束的整个过程，组成了一部简单的词学发展史。现分述之，可略窥词体之发展脉络 一、李煜：从伶工词到士大夫之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词给予了最高评价：“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所谓“神秀”，乃是词所表现出的人物内在的精神境界，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就是“眼界大、感慨深” 李煜在词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拓宽了词作的创作群体。“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煜一生经历使“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他本出身宫廷，“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李煜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经历，因为缺少社会阅历，使他一直存有一份赤子之心，在他前期的词作中，毫无掩饰地将感情宣泄出来，读来趣味盎然。当他沦为阶下囚之后，“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对于往事，恍如“一梦浮生”，除了以泪洗面，独自凭栏外，只能以血书之，然犹不足以释怀 王国维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这“以血书者”之词，自是血泪悲慨凝成的真情，也进一步显现了后主词的“眼界大”“感慨深”，其词亦足以“撩人情意，震人心魄” 李煜虽是亡国之君，但毕竟也是“曾经阔过的”，因此仍然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加上他“神秀”之作，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纷纷仿效。如晏殊堂堂宰相，也“日以写词为务”，范仲淹、欧阳修等朝廷要员也是著名词人，工部尚书宋祁更因“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被戏称为“闹部长” 词最初只是由专业伶工创作，内容和主题都十分单一，文人士大夫都不屑为之，是李煜使士大夫对填词产生了兴趣 二、柳永：从小令到慢词 李煜之后，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开拓之功者当属柳永。他在词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新声”（即慢词）的创作，即其在体裁上的拓展。“词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即是就慢词而言的。关于柳永慢词创作经历，先讲一个故事。据宋人笔记，柳永因在《鹤冲天》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为宋仁宗所不喜，批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因此他屡试不第，因此就有了他后来的长居京师，遍游妓馆。“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够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罗烨《醉翁谈录》）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几个信息：一、柳永居汴京时，过着流连于妓馆的市民生活，使他有了底层生活经历（或曰民间基础）；二、柳永精通音律，“能够移宫换羽”，并且词名播于天下，特为妓女所厚爱；三、妓女若得柳永题咏的词作，立时增价十倍，可见柳永词经歌妓传唱之艺术价值已转化为她们的经济价值，这又刺激歌妓们更喜爱柳词（类似于现在的导演之于演员，如张艺谋之捧红章子怡、巩利）；四、柳永词给歌妓传唱，本人可获得“稿酬”（金物资给之），开始了商业化操作。换言之，柳永经济生活的来源，已不类士大夫者流靠官俸资给，而是“以文为货”，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柳永主要生活于仁宗朝，当时“中原息兵，汴京繁富，歌台舞席，竞赌新声”（《乐府余论》），这里一“赌”字用得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夜总会”生意上的激烈竞争。因为柳永“词名播于天下”，所以“教坊乐工，每得新声，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从中足可看出柳永在当时歌（词）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独柳永首唱新声，功不可没。试看北宋初年至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如晏殊的《珠玉词》，全部一百三十多首，除了卷末五首应酬之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