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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代理问题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本文在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模型对两类代理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一类代理问题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控股股东会提高监督经理人行为的动力，从而使经理人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但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监督效果会逐渐下降。对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其严重程度与大宗股权转让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和企业规模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与大宗股权转让规模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通过研究确定这两类代理问题的影响因素，对降低代理成本有一定作用 关键词：代理问题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度 一、引言 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代理问题。所谓代理问题就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代理人的行为而给委托人造成的风险和损害。代理问题会影响委托人的利益和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的实现。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代理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称为第一类代理问题;另一种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称为第二类代理问题。确定这两类代理问题的影响因素对研究代理问题非常重要 2010年，国美创始人兼大股东黄光裕与董事局主席陈晓的控制权之争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更突显了代理问题和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首先，2006年5月，拥有国美75.6%股权的黄光裕对国美的公司章程做了修改，建立起一个权力结构失衡的国美董事会。在黄光裕时代，国美董事会完全可以凌驾于股东大会之上，董事会的权力也通过授权不断得到膨胀，这为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创造了条件，产生了第二类代理问题。其次，陈晓担任董事局主席与总裁期间，与贝恩资本签署了“融资协议”及股权激励方案，利用其双重职权获得公司内部信息，有着影响国美董事会采取上述行动的嫌疑，这无疑对大股东黄光裕及其他股东是极其不公平的，从而产生了第一类经理人与股东间的代理问题。“陈黄大战”的发生即是忽视两类代理问题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堪忧的现状。在经济转轨的特殊发展时期，公司治理机制的健全和治理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企业做大做强、迈向国际意义重大，而公司治理现状的改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代理问题。综上所述，辨明并准确测度各种代理问题对于丰富既有委托代理理论和解决现实公司的治理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关于代理问题的研究最初是和股权结构联系在一起的。Berle和Means（1932）是最早研究代理问题的学者。Jensen和Meckling（1976）定义了代理成本，认为代理成本存在于几乎所有的企业中。Grossman和Hart（1988）认为由于分散的小股东没有动力去监督经理人员，这使得任何单一股东缺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导致公司治理系统失效，产生管理层内部人控制问题。Shleifer和Yishny（1996）在研究中指出：“当大股东几乎控制了公司的全部控制权时，他们更倾向于制造控制权私有收益，而这些收益并不能为小股东分享。”这篇文献提出了大股东代理问题，同时也改变了代理问题研究的主方向 我国学者根据国有公司的特殊性，对代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平新乔（2003）认为代理成本使得国有企业60%―70%的潜在利润不能实现;冯根福（2004）提出了双重代理理论作为分析股权高度集中情况下的公司治理问题的框架;余桂明、夏新平（2004）证明了控股股东对关联交易的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实证方面，余明桂（2006）选用1998―2002年的协议转让事件为样本，采用每股净资产的溢价作为衡量控制权溢价的指标，发现控制权溢价约为47%，表现出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享有较高的控制权的私有收益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很多研究都只关注了一类代理问题，或者是一类问题与公司治理、公司价值、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少有同时研究两类代理问题的文献。因此，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辨明两类代理问题，测度其影响因素和严重程度，考察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三、提出假设 第一类代理问题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上市公司中主要依靠内部治理机制来减少代理问题 第一类代理问题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因此代理成本的大小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程度有关，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程度又与股权的分散程度或股权的结构相关。因此必须从股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来分析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有不一致的目标函数，委托人的目标是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获得更多收益;而管理者则追求更高的薪酬，最少的工作时间，还会避免风险。所以管理者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委托人有必要对代理人实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