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大学德育方法论发展历史的研究.docVIP

对中国大学德育方法论发展历史的研究 摘 要：德育为历代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所重视，因为德育不仅在整个教育事业中，而且在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建设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德育方法发展历史的研究，试图对它的规律性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为促进我国德育工作的提高服务。 关键词：大学德育 德育方法 历史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的新实践，使德育面临着一系列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用新的观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认真研究德育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总结出新的经验，探索出新成果。同时，我们也必须去认真考察中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德育状况，尤其是各阶段的德育方法，做到以史为鉴和批判继承，为促进我国大学德育方法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德育工作服务。 中国古代大学德育的基本途径方法、传统的德育方法 中国的大学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据古籍记载，夏、商时期不仅设立了学校，而且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殷曰序，周四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①《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②因此，对中国大学德育方法的发展历史的研究就不能抛弃对中国古代德育方法的探究。首先要研究古代的德育方法。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也称德教，是指社会对其成员的道德知识，道德品质，道德信念，道德情操，道德行为，道德境界等诸方面施加系统的影响，使之自觉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履行自己对社会和他人应尽的道德义务，而中国古代的大学德育则是根据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的道德教育，主要是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培养“土”、“大儒”、“鸿儒”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德治为本”的社会，重视德教可谓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传统。我国古代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们，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提出了一套内容丰富，独特的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德育理论和德育方法论（即德育方法理论）。这些理论，有许多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规律的含有真理性价值的认识，这些方法和理论是很值得我们去批判的继承的，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德育的实施对象（客体），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所谓“有教无类”是指不论贵族和平民的子弟皆可以受教育，受学校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一重要的德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首先提出了教育平等的理念，南朝侃对有教无类思想评价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因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也。教之则善，杠无类也。”（《论语义疏·卫灵公》）朱熹也评价说：“人性皆善，而且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具类之恶矣。”（《四书章句集注》卷八）。总的来说，这一思想是进步的，在当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第二，关于德育的实施主体，提示了师道尊严和身教垂于言教的思想。《礼论·学记》中记有：“古之王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和“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荀子在《荀子·礼论》中也明确提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柳宗元在《师友箴》中也提出了“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和“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的思想，歌颂教师和批评轻祖教师的行为，王阳明关于师道尊严阐述的最为详细。他说：“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严道遵，教乃可施。” 在师道尊严的基础上，古代的思想家还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德育经验：身教垂于言教，孔子在《论语·文路》中就曾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在《荀子·修身》中则明确地提出“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由安者也。”韩念在《韩昌黎集·外集》卷四中列举了几位古代贤人评由、龙逢、伯夷为例，阐明了“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 的道理。正面论述了身教的重要性，明代王廷相在《邪述》中则针对时风，提出“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语而已矣，学者安望其有德？”从而批评了不垂言教的流弊，反面论证了言教的道理。 第三，关于德育的实施方法，中国古代学者总结出了五种代表性的方法，它们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诱导，寓教于乐和教学相长。 “因材施教”是孔子创造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方法，要求德育的实施应从每个人的实际出发，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唐代韩愈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以午里马为喻，把对人材的培养比喻为千里马的培育，以此说明因材施教的重要性。 循序渐进也是孔子首创的教育方法，强调教育要由浅入深，由少到多地逐步进行，欲速则不达，德育更是如此，必须从小培养，从小事做起。关于孔子的循循善诱，史书多有记载。《论语·子军》中记有：“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及，约我以礼，欲罢不能。”王通的《文中子·立命》中也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