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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再出发与当代中国的路径启示 　　【摘 要】文章从矛盾与对立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遵循出发，马克思认为国家在实现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后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不同形态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时所共同关心的，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对立体的关系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当代中国要建设的应该是一个既符合历史传统特点，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适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国家与社会理论最有力的时代阐释 【关键词】马克思 国家 社会 五位一体 治理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之前思想家的研究 一是早期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1]在逐一考察各类政体的实际经历状况后，他把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病态政体两类，君主、贵族、共和、僭主、寡头和平民政体六种。二是洛克关于契约国家的思想。“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2]三是黑格尔在明确区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后，认为国家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救济，是比市民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演进在趋势上是一个由低向高的先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构建出更高层次的国家形态，国家超越并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扬弃。“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的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3] 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理论的系统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国家起源与发展时，注意把国家与社会进行历史比较，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是贯穿始终的。这大体上表现为四个命题或阶段。一是个人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国家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异化”的集中表现。二是国家将人们被动地服从社会分工予以制度化和法制化规范。三是官僚机构弊病丛生、效能低下是国家与社会矛盾对立的直接表现。四是国家权力扩张与社会福利增长相对立。政府不可能真正做到精简和廉价，“阳光政府”是暂时的并且某种程度上成为遮掩大众耳目的幌子 2.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反映着不同阶级社会的阶级属性和内容。恩格斯认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4]阶级矛盾始终贯穿于阶级社会发展的始终。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意味着数个独立而且对抗着的阶级的存在；国家――这种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这些独立且对抗着的阶级达成平衡的状态。国家即意味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暂时平衡 3.关于国家消亡的研究结论。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消亡滋生的，国家既然是矛盾的统一体，必然涉及消亡问题，马克思认为国家最终发展的前途就是消亡，除此别无选择。“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5]马克思认为促使国家最终走向消亡的是双重矛盾，即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变化，对立双方的力量消长促成消亡过程 4.无产阶级国家与社会的职能。从基本思路出发，马克思从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基本思路出发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家还不可能立即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必将履行必不可少的公共管理职能。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级或低级阶段，脱胎于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印痕。其二，无产阶级虽然脱离奴役状态，掌握政权，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任务还远未完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恢复到人的“此岸世界”的愿望远未实现。这一重任依赖国家的纯粹力量难以实现，需要克服政府行为的消极性和国家的局限性，需要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努力实现自我完善和调整，不断加强服务职能，给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尽可能充分的空间和氛围。马克思把人的解放作为人类新的政治理想来看待，也是走出市民社会理论泥淖的一种全新的政治选择。[5]无产阶级从一登上政治舞台，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一刻起，就把如何限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权力，维护最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和实践的出发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剥夺剥夺者”实现后，无产阶级就要考量把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的权力适时归还给人民群众，给劳动者创造更宽松、更适宜、更全面的发展氛围与条件。马克思曾经描绘了关于人发展和职业的这一蓝图：“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