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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 　　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基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一直是全球诸多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基石。在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中，政策的核心主张是国家要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而这个政策主张的核心基础是建立在对大萧条的反思上。在长达5年多的历史性大危机中，全球工业生产比1920年下降三成以上，失业或半失业人数达到了5000万人，美国失业率更是接近25%，美国股票市场暴跌约80%。更为重要的是，此前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的绝大部分政策措施都失效了，因为之前的政策多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凯恩斯基于大萧条的反思，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构建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框架，亦是我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学之根基。他的政策主张源自对两个支柱性理论的批判：一是金本位，二是萨伊定律 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世界享受了“黄金十年”的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惨淡凋零、百废待兴中迅速繁荣起来，这种基于需求扩张和管理的宏观政策框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和两次石油危机的来袭，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接踵而来，而最为严重的是滞涨问题：一方面经济由于成本高企等原因陷入了停滞，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压力急剧上升 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上世纪70年代遭遇的“滞涨”问题，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两难境地：经济增长处于停滞，需求管理的法宝就是扩大需求，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施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美国1979年的通胀率接近20%，如果继续扩大需求，放松财政与货币政策，那么，通货膨胀将是脱缰野马。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发达经济体不敢继续放松宏观政策、持续扩大需求。那么，采用什么新的政策框架来维系经济平稳发展和就业有序扩张呢？ 这个政策难题使得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框架逐步转向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框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是从供给端的变革来支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认为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高效利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要素的供给及利用与很多的制度性约束是紧密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核心是消除或缓解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制度约束，并形成以减税为支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为抓手的新政策框架 在当时的理论界，供给学派是一个非常小的研究流派，亦是一直受批判的学派。但是，供给学派由于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判。蒙代尔教授一直深度参与拉弗和罗伯茨的供给学派及其政策讨论，甚至被捧为创始人之一，但是，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却因此大大受损 与供给学派在学术界被“践踏”的窘况相比，其政策实践却在美国和英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应对“滞涨”的利器。在里根政府的实践中，滞涨问题被较好地解决，使得美国进入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的“又一个十年”。里根政府主要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即紧缩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基于供给学派的理论，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应对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政府的政策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而罗伯茨和弗里德曼为此名声大噪 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中，供给学派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架构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新。但是，由于里根政府的政策框架及其实践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供给学派形成了一种以减税为核心、以制度改革为保障、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为载体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框架一直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参考。当然，供给学派及其政策的实践，并没有与需求管理对立起来，只是更多地强调政府政策需要考虑到要素的约束以及促进要素供给及效率问题，以更好地通过政府调控供给创造需求，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