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熟悉的编辑——兼谈基于思惟自在绳尺的编辑标准2.doc

我所认识的编辑——兼谈基于思想自由原则的编辑规范2 我所认识的编辑——兼谈基于思想自由原则的编辑规范 [原创 2007-03-06 17:44:01 ] 发表者: 肖雪慧 　　我认识许多编辑。因为写作方向在思想、学术上面，认识的编辑也多半是思想学术类刊物的编辑。他们中不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方土地思想禁忌多，我在思考、研究和写作上不接受任何禁忌的约束，写出的东西往往不合时宜。思想禁忌这东西，用来钳制人的思考和写作，不一定管用。只要自己精神上是独立的，再多的禁忌都阻止不了自由的思考、探索和写作。可它在限制自由思考的成果变成出版物上，却能量非凡。无形的禁忌化为明确的禁令，出版界就处在了头悬达摩克利斯剑之境。我的稿子不少直接涉及当时尚属“不宜”的论题，这些“不宜”稿子大多问世，多亏得处理稿件的编辑们有担当。 一 　　我国思想学术编辑很不好当，不光要具备胜任工作的相应素养，还得准备承担本不该由编辑承担的风险。担额外风险，拜国情所赐。每家报刊、杂志、出版社名义上独立法人单位，其实上有婆婆管制（不止一个），下有发挥余热的死盯。上管下盯，出版物动辄得咎。当然，并非所有出版物都如履薄冰，严管对象主要在思想学术性方面，特别在读者范围较广的非学术的思想性方面。这类出版物触犯禁忌，过去一般拿作者是问，虽然委屈思想自由，可好歹歪打正着跟“文责自负”的通则对上了号。自从惩处对象由作者向编辑转移，编辑的风险就陡增了，轻则写检讨、扣奖金，重则砸饭碗，搞不好还株连整个报刊杂志或出版社。仅我认识的编辑朋友，有这等经历的，都记不清多少位了；我有联系的刊物，消失了的，也好几家了，最令人惋惜的是《方法》、《东方》和《东方文化》。 　　我是1998年偶然看到《方法》杂志的。大气而又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封面一下就吸引了我，翻开杂志，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份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思想锐利的月刊。投石问路寄去《民主的后援力量》，不料想很快就发表了。后来寄去多篇文章也相继刊出。联系多了，渐渐了解到这份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思想性杂志编辑部只有几个人，却雄心勃勃，硬是在思想性出版物很低迷的情况下把杂志办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平台，经济上也实现了自负盈亏。然而，当《方法》在社会影响上和经济上都步入良性循环之时，却不料杂志的自由倾向已经招致厄运逼近。为了杂志能够继续生存，编辑部作了大量努力，一批两院院士也以高度的评价对这份中国科协主管的杂志表示支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999年3月，《方法》停了，说是整顿，却再也未能获准复刊。 　　从向《方法》投第一篇稿到它停刊，编、作之间的合作不到一年，却很难忘。他们收到稿件，会很快就把处理意见通知作者。发我第二篇文章时，建立了电话联系。那天很有意思，一天之内接了编辑部三个人的电话，内容一样，都是通知我文章采用了。我有点纳闷：怎么这么隆重？杂志停刊后，见到来蓉办事的原执行主编李可，听他聊《方法》，才知道编辑部的女士和男士拿我的性别打了个赌，打电话证实赢输来着。这有趣的小插曲之外，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并非职业编辑出身，却表现出优秀编辑的素养。首先是充分尊重作者，有问题及时跟作者沟通，不轻易作文字改动，更不阉割文章的精神。我认为这是对作者精神世界的尊重，所以很看重这一点。特别是此前有过的和后来仍不时遭遇的一些文章被改得惨不忍睹的经历，更让我觉得，在一个对支配、扭曲人的精神普遍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这种尊重十分难能可贵。再就是敬业精神。我见识过某些编辑借自己掌握着公共传媒的有利位置经营自己，包括利用跟作者的关系经营自己。但《方法》的编辑为推出心目中的好作品竭尽全力，跟作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欣赏彼此工作的单纯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编、作关系。因为这，我把他们视为朋友，联系不多，但彼此关注着，有机会的时候则见见面。2001年在北京再次见到了李可，他信息多，特别能侃，带来一顿信息大餐。那次在北京还认识了《方法》的美编陈威威。她当时已在中评网。她为中评网设计的主页，底色是纯正的黑色，页面正中是一头体型健美的金色猎豹，只是嘴里叼的不是羚羊，而是一支冒烟的香烟，正吞云吐雾呢。这页面真是漂亮而又充满幽默感。威威倒是在继续发挥特长，但其他几位都没能继续办刊物，实在可惜。 　　《方法》之后，轮到《书屋》当出头鸟。之前“北有《方法》南有《书屋》”，就已经使书屋很受关注了，方法一停，书屋便处在了风口浪尖上。跟方法一样，编辑部很精干，就三人。主编周实，我没见过面，但从杂志风格和读他的诗集，知道是一个执着、坚韧，敢作敢为、抱定目标不回头的人。认准的好稿子，顶着雷也要发出来。本来就惹眼，还经常上演惊险动作，麻烦自然少不了。大抵好稿子，都不可能在思想上循规蹈矩，所以很容易触及到什么禁忌或冒犯到什么权威。结果，发好稿和杂志的平安竟常常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