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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 ——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人教091 陆琦杨 0901081017 一 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作为“楔子”，首先回溯宋明理学“明心见性”思潮对知识界思想圈的统治，继而论及王阳明学说末流积弊损害学术、戕害国是，造成明亡悲剧。厌倦王学末流、憎恶空谈心性俨然是新时代学术“大反动”的总根源，回归实际、注重客观考察自然成为学术界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动态回应。于是，在“晚明最末的二三十年”中，初露了新学术时代的几大征兆：一）、王学自身的反动，刘宗周以“慎独”入手，舍空谈趋实践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徐霞客、宋应星的著作代表了一种踏实精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少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三）、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西方新学的输入为当时闭锁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传布和传续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藏书刻书风气的盛行，是对当时空言讲学的反动，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益工具五）、佛教方面的净土宗反动。宋明理学与禅宗关系深厚，净土宗的昌行，亦“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功夫”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在佛教领域扭转了禅宗“束书不观”之旧习。这对清代学术潮流的发展有着导向性和交互性的影响。 第二节至第四节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其主要内容大抵是明末清初至于清末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流变大势。梁氏本人从政十余年，于政治现象对学术界之影响颇为重视，以至于用了三节的篇幅来分别说明清代顺康转轨、于学术界极有关系者，就是顺治、康熙两朝对待士大夫政策的转变乾嘉盛世、嘉道以降三个时期的学术界概况。任公看到明亡对学界的莫大刺激：异族征服激发士林志气和学者对现实的关注，如顾、黄、王、颜等诸先生高擎“经世致用”的大旗帜，以绝大气魄对王学实行修正乃至革命，共同学术潮流的形成奔涌造成了清初时代学界的波澜壮阔。但这些前明遗老“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而康熙亲政后对汉族士子渐变高压政策为怀柔手段，皇帝本人亦向慕文化，倡导求学；兼之在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趋于稳固、社会日渐安定这一大背景下，以传入的欧洲历算学知识为重要推动力，开发出本土自然科学“新兴的机运”，推进了对人文学科知识（尽管还只是古典文献方面）的分析整理——由此，康熙二十年之后的传统学术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仿佛处在科学黎明的前夜。 然而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初众多的学派潮流逐渐衰熄，按照梁氏的划分，清初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阎百诗、胡东樵之经学，开后来之乾嘉学派；梅定九、王寅旭之历算书；陆桴亭、陆稼书之程朱学；颜元、李塨一派的实践学自然科学的火花乍燃瞬灭，经世致用之学沦为纸上功夫；而考据学独盛，百余年间名家辈出，以至成为清代学术文化的代名词。针对科学萌芽的衰灭，任公专重于政治原因的考察，也抓住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认为：一）、清朝袭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以科举制度扼杀了近代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