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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的故事 钢琴的故事 -------------------------------------------------------------------------------- 作者：黄安伦 我们到塞北张家口地区已两年了，但分配工作的事仍然遥遥无期。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群山，我不知多少次苍茫：这辈子还能搞音乐吗？ 在一九七一年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月一度的宝贵日子到了：我和欧阳瑞丽（我当时的女友）从军垦驻地进城。当时，连队没有澡堂，每月进城洗一次热水澡就成了生活中的大事。 那天合当有事，走在张家口灰茫茫的街头，专业用品商店里的一架钢琴一下子就把我们吸引住了，赶忙一步跨了进去。站在这架簇新的星海钢琴面前，我不禁屏住了呼吸——我已经快忘记了自己有多久没有碰过这梦寐以求的宝贝了。 钢琴！钢琴！ 我们这群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六八届的同学——大学与附中——是一九六九年下放到这里军垦农场的，属六十五军直属炮团。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被下放到河北省三个不同的地区，除了我们这塞北的六八届以外，还有天津葛沽及邯郸清风店两处。在音院任教的家父家母就在清风店那一处。学校所有教学工作全部停止，别说这整整三年没见过钢琴，自“文革”以来，大家早已与“样板戏”以外的音乐绝缘了。 自军垦以来只有一次例外，就是那天我听说附近一所中学里有架钢琴，于是赶忙跑去求学校的音乐老师，请他允许我哪怕只是弹一个和弦。不料他连碰一下都不准，而且还像避瘟疫一样叫我立即离开。后来才知道，周围老百姓都被通知要远离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因为“这是一帮反革命”。所以这次进城与钢琴相遇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此刻，我看着这架簇新的星海钢琴，心里实在百感交集。 没想到刚一伸手，同样的事又来了——售货员大喝一声；“别动！干什么的？” 也难怪售货员起疑，看看我当时的德行，人家不把我当土匪也难：旧狗皮帽下的一副眼镜却只有一条腿和一个完整的镜片——那是前一阵为抢救堤坝漏水，紧急中让同学踩的；沾满泥土的旧棉袄缺扣子，是用一根麻绳扎在身上的；那时生活虽苦，却也没忘记耍帅，特搜来一双旧高筒马靴蹬在腿上；当日被踩碎的假门牙尚未修好，以至于一张口就多了个黑窟窿…..所以，售货员到了也没有准许我碰那架钢琴，不过他总算把价钱告诉了我：由于琴盖上的一条撞痕——此琴折价为六百大元！ 罪犯伸援手 兴冲冲回到连队后，立刻又发起愁来：哪里有钱呀？虽然我们算是“学生连”，每月有18块钱的津贴，比普通战士多，那也是仅够温饱而已，要买钢琴，门儿也没有！ 左思右想，主意来了：“找‘五·一六份子’陈邵华借！”（注：深挖“五·一六份子”是文革中一次整群众的冤案。） 整个“文革”期间，由于家父的“美帝特务嫌疑”，令我被一切组织拒之门外，没料到却因祸得福，我得以避开了一切文革的派系之争。此时我们连队和全国一样，正值深挖“五·一六份子”运动的高潮，我不仅被免去一切的嫌疑，反而被委以看管“五·一六份子”的重任。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同班同学王立`张力科和几个女生。 我们负责看管的所谓“五·一六份子”就是管弦系的学姐，大提琴同学陈邵华，她当时才二十三岁。部队给我们的任务是两项死命令：（一）严防她自杀（二）确保她健康。因为陈邵华身体很差，几次批斗中都当场昏倒，结果令我们大为紧张，只好对她实施了全天“无微不至”的看护和照顾，最后大家反而成为好朋友。由于她被监管，所以从来没有出过营房的大门，更没有过花钱的机会，这几年的津贴全存在身边了。 记得我向这位学姐开口借钱时，她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随即把六百元的现金送到我的手中。我惟有千恩万谢，并答应一定尽早还款。陈邵华反而说：“拿去好了，不急，反正我也用不着……” 李八瓣儿 钱有了，部队领导会答应吗？就算答应了，这里是部队营房，钢琴放哪儿呢？ 我们的李连长是个高大英俊的壮汉，极豪爽，大家都很喜欢他。一次他向全连同学们训话，却因此得了个绰号。那次他讲到激动处，满脸通红，说：“想过吗？你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一颗汗珠摔八瓣儿地种出来的！”从此，他的绰号就成了“李八瓣儿”，李连长知道后，倒也毫不在意。 所以，这次我才斗胆，鼓起勇气跑到连部门口，按军规立正大喊：“报告连长！”李八瓣儿的回应也不含糊；“进来！”我敬礼后，说明了要买钢琴的事由，并要求连长让我“把钢琴运进连队”。 他惊讶得眼睛都瞪圆了：“神经病！黄安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吗？革命队伍敞开大门让你们进来，是让你们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灵魂的。你不好好‘广阔天地炼红心’，却要买钢琴？搞什么搞！” 我的台词早编好了：“宣传革命样板戏呀！没有钢琴，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就全浪费了。这不，咱们连如果有了钢琴，我就能给战士们弹《黄河》啦！” 李八瓣儿的眼光早已变成神往，兴奋得一拍桌子；“黄安伦，好你个小子！这样吧，你如果有种真的把钢琴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