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银行业地走势与制度选择.doc

入世后中国银行业的走势与制度选择 　　随着中国入世日趋明朗化，关于“入世”与中国银行业的话题频频见诸于报端。业内人士对中国银行的未来心存疑虑，银行的广大客户则期待着其想象中的优良服务。所有这些话题和关注有其合理面，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在银行业开放研究方面，无论是规范还是实证研究，均不能做到言之凿凿。因此，笔者虽承认“入世”这一变量究竟对中国银行业造成多大的影响，以及中国银行业开放的有效性的命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但同时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十分困难，实证研究尤甚，它有赖于银行业的开放速度、程度和其他条件的配合。在中国银行业面临开放的当口，必须首先考虑中国银行业的制度选择，这是由相对封闭的中国银行体系将要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要求所决定的。 　　一、现有低效的中国银行业制度安排与“入世”后银行国际化趋势之间的冲突 　　1.中国银行业现有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及无奈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全社会储蓄、存款和信贷资产总量中占绝对比重，它们在中国银行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1978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历经20年的改革，商业银行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混合体中分离出来，前15年，构建了由行使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职能的央行和行使专业银行职能的工、农、中、建等四大专业银行组成的银行体系。该银行体系虽然是对原来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下的金融体系的否定和改革，但同时继承了原有体系中固有的内部机制不健全、经营效率低下的致命缺陷。93年开始，中国的专业银行体制向商业银行体制过渡，央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职能和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担原来由专业银行承受的政策性业务。 　　20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出现了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和矛盾，表现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关系模糊、约束机制软化、资产质量低下和资金运营不佳等等。据估计，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约为20％一30%，若按30％计算，1998年损失约为3000亿人民币。1998年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仅为0.2％，远远低于同规模的欧美银行，也低于香港银行业2.29％的平均资产利润率，甚至不及问题多多的韩国银行业0.85％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中国银行业面临盈利性和流动性双差的现实，同时，它们又能继续顽强地经营下去而不倒闭。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制度安排尽管在表面上看似一种制度性的低效率现象，但这也是中国银行业体制改革进程中多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因此，诸如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等问题不应全归于制度安排的失效，而应赋予更多的经济学含义，比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它们可能将商业性风险外化为政策性风险，诱使了不良贷款的扩张。 　　2.“入世”后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银行国际化趋势的冲击 　　如果说在不考虑“入世”这一变量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制度安排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中国银行业开放后银行的国际化趋势与现今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必然产生冲突。国际上，银行业监管要求不断提高，银行的外延逐步扩展，可以想象，现有制度安排下的中国银行业很难适应这样的要求。 　　（1）中国银行业面对国际银行业监管新要求时的无所适从 　　99年6月3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外公布了《新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征求意见稿。这是为适应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而做出的彻底性的修改。尽管正式文件于2000年底才定稿，但它对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如何正确对待资本充足率，以及如何为之，将起着深远的影响。 　　新框架除了进一步保持了资本充足率的地位外，又新增加了二项新的要求：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从而构成了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新框架预示着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即银行监管更加着重市场约束的作用；更加重视监管的成本与效率；更加重视把监管目标与商业银行的内在激励机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监管当局将被置于公众的监管之下。 　　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同时将给中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国内独资商业银行以极大的启示。中国银行业不会仅仅满足于最低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应将注意力投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的衡量，应根据各种风险规定相应的资本要求。然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单一主体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新框架中的具体要求。银行在实施“分子策略”、“分母策略”时的空间不大，也缺乏风险退出机制。 　　（2）银行外延扩展的趋势与中国银行业制度安排的矛盾 　　银行国际间的并购实现了外延上的扩展，它加速了银行国际化的进程，银行并购是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重建的重要方式，在金融业的发展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银行之间的并购活动是随着金融自由化才逐渐增多的。一九八五年以来，每年都有大量银行并购案发生，美国每年并购案高达四百多宗。进入九十年代，全球化的银行并购高潮叠起，致使全球银行业发生巨大的变革。 　　首先，银行并购规模不断扩大。历史上的银行并购通常表现为大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