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程序研究.doc

（浓缩至3500字内） 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程序研究 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 罗勖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检察院 骆鹏 一、引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条款较以前大幅增加，而当中最为吸引眼球的应属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总共多达5条的内容设计凸显出我国对遏制违法取证的重视程度。与新刑诉法更似“宣言式”的规定相比，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制度框架已在2010年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得以初步确立。然而，制度形成近两年来，实施效果却不甚理想。究其原因，除了“重打击，轻保护”的犯罪控制观念和比较逼仄的司法运行环境等外部影响之外，本身缺乏操作性也成为贯彻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阻碍因素。因此，健全可供操作的机制，完善相关证明程序，便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续发展的重心。 纵观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在程序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以公诉为主要职能活动外，往往衍生出监督、引导、指挥侦查以及直接侦查的职能。结合新修改的刑诉法和《规定》可以发现，现行法律对于法庭调查核实非法证据已初步勾勒出相应的证明程序，相形之下，对于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如何调查核实非法证据，配置怎样的证明程序，却仍处于茫然之中。有鉴于此，下文将以新刑诉法和《规定》为分析文本，同时结合实践中的相关做法，对我国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证明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二、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现状分析 根据《规定》第3条，我国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并且可以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之时作双重把关。这与其他国家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有很大差别，颇具中国特色。我国检察机关之所以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原因有二：其一，除了与生俱来的控诉职责外，我国检察机关还兼具宪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在追诉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也须注意对诉讼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尤其应关注容易滋生非法证据的侦查行为；其二，我国近似职权主义甚或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极易导致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过度抑制，进而造成诉讼活动的不平等态势。此种情况下，强调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要求“检察官不得以主观偏见损害被告人权益，而且还要求其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不仅是保证侦查工作合法展开的需要，更是照顾被追诉人切身利益之所求。然而，《规定》只强调了人民检察院应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而如何排除却未置一词。实践证明，当一项制度仅仅具有“象征性”的内容而具体操作规程阙如时，在一定程度上已近似形同虚设。据此，我们先对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排除非法证据的现状作一详细考察。 (一)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现实合理性与操作局限性 就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这一制度而言，已备受质疑。“在法理上，该制度既不符合检察官的角色定位，也不符合吓阻违法和司法廉洁的价值目标。在制度上，将证据听审放置在审前阶段与我国程序分流机制不匹配，同时也缺乏听证程序与配套机制的补充。再加上批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信息获取途径受制于侦查机关，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将沦为‘无源之水’。”审查批捕排除模式无论是从制度兼合性还是实施可行性方面考虑，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就当下刑事诉讼运行和非法证据排除的现实窘境来看，在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又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首先，在《规定》所展现的排除场景中，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能够保证在侦查阶段发现非法证据，纠正违法取证行为，对于保证侦查案卷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起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方式盛行，刑事法庭对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不做任何实质性审查，法庭判决书普遍将侦查案卷笔录作为判决的基础。而单靠案卷记载内容是难以发现非法取证行为，因此司法实务中往往推断侦查案卷笔录具有天然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这就加大了审查起诉和审判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难度。与其以后面对更大的排除阻碍或是需要大费周折进行补充侦查，不如早在侦查卷宗未彻底形成时就将非法证据封杀于摇篮之中，这样更能保证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其次，我国不合理的司法绩效考核制度必然影响到实践中的司法行为。大多数省检察院规定的审查批准逮捕考核制度，不管是不该捕而批准逮捕，还是该捕而未批准，一旦发现，工作人员和单位的考核成绩都将受到影响。比如，某市检察院就案件质量考核采取扣分制，已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因没有犯罪事实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而撤销案件、绝对不起诉、判无罪的，每人扣30分；公诉部门存疑不起诉的，每人扣10分。如此一来，即使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批捕后发现证据存在合法性与真实性的问题，也会为了避免扣分而勉强起诉，这样就造成“逮捕绑定起诉”的局面，在尔后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就会愈加困难。因此，从现实合理角度出发，我们在审查逮捕之时应该对非法证